世上有不死鳥,如鳳凰一樣,永遠涅槃重生。世上有一種企業,只有擴張沒有收縮,只有矛沒有盾。
這句話,用來形容京東方,或許也很貼切。
一方面,它早就不聲不響做到多個世界第一:
液晶面板出貨量全球第一;平板電腦屏份額全球第一;智能手機液晶屏份額全球第一;首發產品比例全球業內第一;新申請專利數量全球業內第一;毛利率全球業內第一……
另一方面,它又拿着國家給的鉅額融資,每年的財報卻不那麼好看,在A股市場表現得極為平庸。
散户之王、面板之王、圈錢之王、價值熔爐、國之重器......在它頭上,圍繞了太多光環與爭議。
其實,看懂了在生死線上徘徊的京東方,也就看懂了,中國“大國工業”的意義。
在很多領域,至少在液晶面板這個領域,免費玩家奉行拿來主義,雖然一時很爽,卻沒有人權——只有氪金才能改變規則。
讓我們來回顧這場燒錢的戰爭,與一位戰士30年的征程。
京東方的前身,是電子工業部下屬的北京電子管廠,代號774廠。
始於1956年,是前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主要產品是電子管。
一五期間,該廠總投資1億元,佔全國電子工業總投資額五分之一,被賦予了重要使命。
1956-1984年,為新中國科研單位培養了140名中層幹部、工程技術人員1181人、技工1362人。
那個時期,面對西方的科技封鎖,北京電子管廠不僅為全國科研單位培養了140名中層幹部、1181名工程技術人員、1362名技工,並研製出無縫鎳管、陶瓷管、大型發射管等500多種產品。
為新中國的科技進步,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直到80年代前,它都是中國最大、最強的電子元器件廠,還是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
1956年10月15日,北京電子管廠開工典禮
然而,80年代,改革春風過,彩電成為主流,佔中國電子工業比重高達56%,電子管被半導體集成電路大規模替代。
北京電子管廠也想抓住風口,可惜轉型失敗,很快就被時代甩開。
到1986年,整個廠子銷售收入不到五千萬,人均創造利潤變成負值,工資都發不上。
萬般無奈,廠裏只能組織男工去首都機場托運行李、去開出租車,女工就到飯店去幹保潔、去織毛衣,甚至變賣車間裏的氧氣瓶,勉強維持生活。
已然一副即將山窮水盡的境地。
1988年,心急如焚的廠長張紅飆覺着,得跟上改革開放的潮流,於是花大價錢把廠裏的年輕會計王東昇送到香港,脱產學習國際金融,一回來就升他當了財務處長。
王東昇苦思冥想出一套改革方案,興致勃勃地打算給廠裏的幹部們培訓。結果其他上了歲數的老領導們,對那些稀奇古怪的詞彙毫無興趣,沒講幾分鐘,台下就已鼾聲一片。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王東昇也對此逐漸失去耐心,甚至一度萌生出離開的想法。但一想到老領導張紅彪的期待和廠裏無數老職工的困難,甚至有些老職工還是為國家做過很多重大貢獻,王東昇又實在又於心不忍。
只能一般苦苦挨着,一邊不斷想方設法為廠子謀出路。
時間很快來到1992年,那是個極不尋常的年份。
那年春天,鄧公南巡,發表了撬動時代巨輪的“南巡講話”:
“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在偉人的號召下,當年辭官下海的人數超過12萬,保留職位經商的更超過千萬人,規模遠超80年代初的下海潮。
個人沉浮與國運興衰,第一次捆綁得如此之緊。
這時,捱了好幾年的王東昇35歲,還算是年輕人,他再次躁動起來。
7月,北京市電子辦給廠裏下發指示,要求張紅飆找個年富力強、能跨世紀的幹部接班,堅定走市場經濟道路。
張紅飆這時年過古稀,他明白自己的時代結束了,他想到了年輕的王東昇,決定把挑擔子的重任轉給他。
當時的王東昇其實不想接這個爛攤子,他當時都已打點好行李,正打算去中信旗下的一家租賃公司當副總。
但架不住老同事們的挽留,大家都勸他留下來當廠長。
王東昇嗆了一句:“我憑什麼留下來?”
一位老師傅回道:“就憑讓我們不再去撿白菜幫子。”
王東昇説不出反駁的話。
管財務的他最清楚,廠裏的狀況有多慘。
當時,廠裏已經到了沒錢買原材料的地步,連續11個月發不出工資,許多老職工揭不開鍋,只能到菜場撿白菜幫子果腹。
王東昇咬咬牙,最終還是留下來,又去找來了王家恆、王彥軍、陳炎順等幾個幫手,決心讓這艘沉沒的巨輪重新浮出水面。
但提了兩個條件:
1.工廠要取消官本位,進行股份制改革;2.鼓勵出國考察,學習先進技術。
上面答應了。
但剛接手過來的電子管廠簡直是燙手的山芋,高達98%的負債使得沒有一家銀行願意放貸予他。
實在籌不到資金,王東昇只能動員職工湊錢入股:普通工人自願每人出資500元,領導幹部每人5000元,多買不限。
到1993年4月,全廠2600多人東拼西湊,終於籌到650萬元,北京電子管廠才得以進行股份制改制,更名為“北京東方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開始重生自強之路。
1993年,北京東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創立會議上,王東昇坐在首位,號召股東們實現“老廠的二次創業”,並喊出了一個響亮的“四五工程”:
用五年時間,實現公司銷售五億元、淨利潤五千萬、員工人均年收入五千元。
該怎麼做呢?
一開始,為了活下來,王東昇有些“飢不擇食”。
搞電器維修,賣節能燈、賣“東方壺”、賣爽口液、賣北京烤鴨……做成的不多,和電子管也沒有半毛錢關係。
當時東方電子有北京松下30%股份,好在陳炎順拼死要回400萬分紅,才發上工資。
1995年,王東昇應邀到日本參觀夏普公司,東道主給考察團每人送了一個彩色液晶鬧鐘,當做小禮物。
王東昇把玩着手裏這個小物件,彷彿預感到了一個新時代。
回到國內,他立馬召集人手,成立研究小組,集中精力做TFT-LCD(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
有決心是好事,有眼光也難得,可是做起來難。
除了沒錢,外部環境更差。
小的來説,日韓液晶產品雖然已經在市場大量出現,國內的眾多家電企業還不相信中國彩電的CRT顯像管會被液晶平板顯示器替代,對此不屑一顧。
大的來説,當時的宏觀經濟還將也面臨很多不確定。
CRT彩電
1997年,索羅斯攜千億美元橫掃東南亞,最後在香港鎩羽而歸。
不甘心的魔鬼放出狠話:東方經濟熬不過1998年。
面對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機,當年中國經濟的確不容樂觀。
那時,我們正處於輕工業向重工業轉型的關鍵節點。現代化工業剛剛起步,傳統輕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國企虧損極為嚴重。
1997年底,全國建材、軍工、有色、煤炭、防止全行業普遍虧損,四大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28.66%……
面對搖搖欲墜的國企,政府決心直接淘汰生產落後的企業,換來了生產力的解放與財政負擔的減輕,刺激經濟發展。
通過政企分開,大量民企迅速發展,不僅解決了困擾許久的城市就業問題,還順手從焦頭爛額的東南亞國家搶走了不少出口生意。
京東方就是在這時候,正式走上了歷史舞台。
1997年6月,陳炎順找來南方證券做代理商,拉了個18人的團隊,搗鼓了7個月,居然將公司在深交所B股上市,一下籌到了3.5億港幣。
大家從沒見過這麼多錢,從此,老員工們對王東昇和陳炎順的決策,再也不做任何懷疑。
有錢了,心齊了,終於可以搞事業,但問題也接踵而來。
1998年,中國取消了實物分房政策,開啟了樓市的新時代。
有人勸王東昇:“中國正在城市化,房地產可以賺大錢。”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如果當時王東昇跟着潮流走,今天的京東方,就是個靠賣樓就吃不完的企業,王東昇本人也未嘗不能碰一碰首富之位,舒舒服服過日子。
經過三天三夜激烈討論,王東昇還是下定決心,“如果連我們這些人都去做房地產,那誰來搞工業化?”
“我們的血液裏面就流着工業的血,房地產有人搞,不缺京東方一個。”
那時講四個現代化,其中一個就是工業現代化。
王東昇專門組建了一個由高學歷年輕人組成的團隊,只跟蹤產業方向,據此定路線。
1998年,王東昇明確提出,要進軍液晶顯示領域。而在當時,國內大部分企業還在停留在陰極射線顯像管的生產線上。
2001年,京東方增發A股,機會終於來了。
彼時,韓國現代集團還沒從金融風暴中緩過來,遭遇嚴重的財務危機,準備出售液晶顯示器業務(HYDIS公司),包括120多名韓國工程師,價值3.5億美金。
王東昇彷彿看到了蛇吞象的機會,召開董事會緊急討論了10個小時,拍板:買!
因為收購過程耗時且經內外阻力,他被稱為當時“液晶市場上最兇悍的買家”。
2003年1月,京東方自主建成北京第5代TFT-LCD生產線,總算是結束了中國無自主液晶顯示屏的時代。
中國人終於可以自己研究液晶面板了?
沒這麼容易。
當消息傳到三星CEO李秉哲耳朵裏,他當然不希望失去中國大陸這個市場,於是在日本、新加坡、台灣設立Glass Meeting,操縱市場液晶面板價格。
還是個新人的京東方,當然玩不過這些巨頭。
更不巧的是,當時正處於“液晶週期”的低估。
黑暗時代中,全行業都在虧損。
2005年1月,5帶線生產的17英寸液晶顯示屏成功量產,但王東昇卻高興不起來。
5代線剛動工時,17英寸屏還是300美元/片;但是到了投產,價格卻跌到150美元/片。
結果可想而知,好不容易取得突破的京東方,在2005年卻虧損了16億元,這還是1993年公司成立以來的第一次。
2006年,京東方繼續虧損17億。
當時,一篇《京東方MBO迷局》的報道,將王東昇推到了風口浪尖。
為什麼虧成這樣還要堅持?
當時的國人很不理解,以為王東昇是拿着中國人的錢,去便宜洋人,義憤填膺地要求槍斃這個漢奸!
輿情過烈,證監會否決了京東方的上市融資計劃,銀行也中止了京東方的貸款。
資金鍊斷裂,公司轉眼間就到了生死存亡的關口,王東昇不得以賣掉中國台灣冠捷股權、關掉韓國生產線籌錢,但仍補不上資金缺口。
才40多歲的王東昇,愁白了頭髮。
在京東方的至暗時刻,是國家伸出了温暖的大手。
早在王東昇堅持收購HYDIS時,北京市領導就對他説:“企業要走出去,中國需要面板。這個項目的發展,政府給予支持。”
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也説:“這個項目你們做成了,國家要記你們一功,如果失敗了,我還要支持你。”
領導們沒有食言,為解決京東方資金短缺問題,建設銀行北京市分行聯手國內八家銀行,2005-2007年共給京東方提供了7.4億美元貸款和1.4億元的補助資金。
上頭是清醒的,液晶工業從來就是最難啃的骨頭,需要不斷的技術迭代,更需要海量不斷的資金投入。日韓公司別看那麼牛,不也是賺十年賠十年,賠賠賺賺又十年。
京東方是個孤獨的衝鋒者,不能見死不救。
因為真正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王東昇手上有一道疤。
這道疤的故事,經過多方演繹,早已不止一個版本,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大概是2003年,一次正式的會議午餐上,王東昇與日本材料供應商的高層在酒桌上商議,想在中國合資建廠,實現國產化的願望。
不料對方竟瞧不起自己:這是個高技術精密化工產業,對生產線工人的紀律要求很高,所以只有日本能做得了。中國人做不了,中國人連過馬路都要闖紅燈。
氣憤的王東昇捏碎了手裏的葡萄酒杯,在飯桌上怒斥:你給我滾,我就算停產也不買你一片貨!
這件事後來被他反覆提及:“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
這恥辱由久而來。
八九十年代,中國通過引進技術,形成了一條CRT彩電產業鏈,海信、創維、TCL、康佳、長虹等一大批企業因此崛起,產值一度佔全國電子工業比重高達56%。
然而,從2003年國內出現第一台液晶電視,到2008年液晶電視銷量超過CRT彩電,短短6年,一場“液晶風暴”讓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優勢盡失。
CRT彩電全面崩潰,賽格日立、永新、安財等彩色顯示管廠,相繼倒閉。
1998年,為了改變被卡脖子的局面,上廣電花了100億,與日本NEC合資,引進五代生產線。
但除了出錢、出地、出工人,從技術到管理,都是日本人説了算,關鍵零部件、設備材料都被日企控制,上廣電無法有效進行成本控制。
2009年,在榨乾對方最後一滴油水後,NEC突然撤資,只給上廣電留下一片片空廠房和絕望的工人。
同年,上廣電被迫解體,創造了一個恥辱的記錄。
只留下京東方孤軍奮戰。
轉折點在2007年4月,市場終於好轉,液晶面板價格開始反彈,京東方出貨價迅速上漲30%,5月就扭虧為盈。
2007年,京東方實現淨利潤7億元,還清了大部分債務。
從地獄到天堂,轉變如此之快,京東方的高層們都懷疑自己是不是走了狗屎運。
當然不是。
2006年,深圳推出“聚龍計劃”,想找一家液晶面板企業,與長虹、康佳、創維、TCL合作,共建一條生產線,原本接洽的是京東方。
意外也不意外,攪局者來了,來者是夏普。
到底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2007年7月,深圳與夏普簽訂協議,將投資280億元,建設國內第一條7.5代液晶面板生產線。
好像所有日企都是一套劇本,僅一個月後,夏普居然食言而肥,直接撤攤子不幹了。
而京東方這邊,則主動調整戰略,王東昇選擇了一條“進可攻、退可守”的路子,在成都建一條4.5代線。
“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領域做到最強,再伺機而動。”
沒想到,此舉卻是歪打正着。
2007年,蘋果發佈了第一代iPhone,屏幕不似彩電,只要很小的一塊。
在智能手機爆發的第一年,京東方的這條底世代線,巧合地成為一座大金礦。
2008年7月,通過增補設備,5代線月產能突破10萬片,連三星都跑來採購京東方的TFT-LCD。
當時,經濟危機再度席捲全球,液晶行業再度陷入衰退,夏普、LG、三星等巨頭不得不放緩擴張腳步。
而手握金礦的王東昇,終於迎來盼望已久的擴張機會,在逆勢中大步躍進。
2009年,合肥市政府主動找到王東昇,要建一條6代線。這時,夏普又來了,給出的價格比京東方還便宜45億。
考慮到深圳的前車之鑑,合肥堅定選擇了京東方。
當時有一種論調:日本企業從來沒想過在中國建高世代線,他們出頭攪局,就是給各地政府“畫餅”,然後再找託詞退出,好把中國進入高世代線的時間往後拖延幾年。
一而再再而三,中國人也學聰明瞭。
2009年4月,京東方6代線在合肥破土動工,耗資175億。從這一刻起,中國液晶彩電第一次得到了本土供應源。
同年8月31日,京東方8.5代線在北京亦莊舉行奠基一是,總投資280億元。
這件大工程,在液晶行業掀起驚濤駭浪,日韓對中國大陸的技術封鎖,也就在這一刻全然崩塌。
各路外資聞風而動,紛紛宣佈在華建廠,全國各地掀起一陣爭上高世代線的“液晶熱”。
苦逼日子終於到了盡頭。
然而,自主掌握核心技術的道路,我們喜聞樂見,對那些先發者而言,是最大的威脅。
北京京東方8.5代生產線內景
長期以來,在創新和知識產權方面,中國企業一直被視為抄襲者,西方人普遍看不起中國的知識產權創造。
然而,如今已擁有超過2萬人研發團隊的京東方,很快就改變了這種形象,他們的研究成果也開始得到國際競爭對手的尊重。
王東昇説:“中國有合理機會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佼佼者。我們的技術可以改變世界。”
早在2010年,王東昇提出了“王氏定律”,被稱為顯示行業的“生存定律”:
若保持價格不變,顯示產品性能每36個月須提升一倍以上。
想要在液晶產業的牌局上繼續玩兒下去,就必須重投入,通過技術驅動提升產品價值,用更新、更好的產品實現盈利。
但這實在不容易。
自從北京8.5代線建成,LG、三星等巨頭一改多年的封鎖態度,突然一副舔狗模樣,要求來大陸開廠。
他們背後的目標很簡單:不惜一切打壓京東方,把中國大陸技術上升通道封死。
他們想繼續主宰這個龐大的市場。
沒想到,等2010年項目批下來,外資企業全鴿了,這是一套劇本演上癮了?
為了進一步打壓,日韓台組成價格聯盟,把出貨價格越壓越低,處在擴張期的京東方,越賣越虧。
2010年,虧損20億;2011年,虧損7億;2012年,拿了國家26.2億補貼,才盈利2.5億……
好在,有國家做後台,王東昇在血泊中,依然堅持擴張。
2004-2014年,京東方共投資1400億元,建成了7條顯示器生產線,在整個新中國工業史上還是首例。
幸運的是,這7條線不僅成功建成投產,而且產品良品率在後期基本能達到90%以上。
2013年,京東方的出貨量達到全球第五,邁入主流供應商之列。
與之相對的,這十年間,日韓液晶市場經過一系列騷操作,經歷了一大波洗牌。
三星聯合索尼,靠着韓國財閥撐腰,打得其他日本企業心神不寧,紛紛退出中國液晶市場。又接着之前價格戰的事情,到歐盟吿發TW企業,郭台銘一度因此被送進監獄。
緊接着再上調液晶面板價格,把索尼帶進溝裏,導致索尼電視因價格過貴滯銷。
三星一躍成為行業老大。
然而,2013年,趁着敵方陣營內訌的間隙,京東方提交的專利數量,已經超過夏普、三星、LG。
屬實驚了世人一把。
壓力山大的三星集團,決定推出尚不成熟的OLED顯示屏技術,降維打擊,席捲市場。
然而,超出所有人預料,OLED所需的兩個關鍵材料專利,居然都掌握在“後輩”京東方手裏。韓國廠商折騰了大半年,才折騰出2台55吋電視,售價8萬元。
這肯定是賣不出去的。
最關鍵的是,因為忙着開發新技術,三星原本的液晶業務,反而被耽誤了,不得不找如日中天的京東方買液晶面板。
這也就導致,大量手機屏幕的市場份額,實際上被京東方攢在手裏了。
同時,對韓國人心懷怨意的日本廠商,剛剛研發出4K技術,選擇與京東方合作,使得韓國4K彩電無法自主生產,只能找京東方購買。
也是從這時起,京東方不僅打破了日韓對液晶面板的壟斷,還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這也是為什麼,在我們記憶中,電視機在最近幾年,好像變得越來越便宜了。
源頭就在這。
到2017年,京東方的出貨量超越三星,大尺寸顯示面板佔有率達到世界第一,並開始量產第六代柔性AMOLED屏。
於是,大量國產手機用腳投票,拋棄三星,採用京東方的屏幕。
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國產手機的生產成本大幅降低,性價比越來越高,佔市場份額越來越大,移動互聯網普及率越來越高。
也就沒有中國今天世界第一的移動互聯網規模。
這些,都離不開京東方的功勞。
回顧這一切,王東昇讓所有人看到的是一個夢想不斷實現的過程。今天的京東方已經是顯示領域的第一名。從一個跟跑者,成為該領域的領跑者。
可以説,沒有京東方,我們的手機、電視、電腦,都要比現在貴一倍以上。55寸電視價格不會從四年前1萬降至了2000多元。小米的全面屏,華為的摺疊屏,也不可能會這麼快出現。
這就是京東方,以及所有像王東昇一樣堅持自主研發的中國企業家們,“不知死活”與國際巨頭抗衡的真正意義。
今年初,北京冬奧會開幕式驚豔世人。
鳥巢體育場中,用了近3個小時,以二十四節氣倒計時為開端,用科技手段表現出“燕山雪花大如席”、“冰雪五環破冰而出”、“黃河之水天上來”等一幀幀絕美畫面,完美詮釋了科技與人文的完美結合。
而這些,恰恰是中國創新科技發展的一縷縮影。其中,8K超高清地面顯示系統和巨型雪花型主火炬台,正是來自隱形的科技巨頭,京東方。
這是一場絕美開幕式,寫出中國人的浪漫,也是中國科技力量的無聲體現。
走別人的路,讓人無路可走,用這句話來形容中國製造,其實很貼切的。
很多行業,往往都是我們沒有技術,只能高價買別人的。
京東方的崛起,代表了我們在面板行業從落後走到了世界領先的地位,打破了國外的技術壟斷,是半導體行業的偉大逆襲。
但在其他更多領域,芯片、精密設備、生物製藥等等,我們仍需追趕。
我們期待着,更多像京東方一樣的企業,更多像王東昇一樣的企業家,站出來。
參考資料:
[1] 王東昇:讓世界看到中國的力量,餘之敏,華人時刊2019(04)
[2] 京東方的創新之路,喬紅康,今日中國2016(04)
[3] 王東昇 矢志不渝產業報國,公會博覽2016(05)
[4] 使命改變未來——專訪京東方董事長王東昇,嚴學鋒,董事會2015(10)
[5] “不死鳥”王東昇,崔婷婷,中國經濟和信息化2011(02)
[6] 王東昇:面板也瘋狂,當代經理人2009(12)
[7] 王東昇:篤行公益的電網硬漢,司華寧,華北電業2016(01)
[8] “五問”京東方,蔣忻,經理人2022(09)
[9] 陳炎順 面板龍頭再續物聯夢,劉哲銘,中國企業家2021(12)
[10]能力演化、制度供給與企業突破性創新,臧樹偉,科學學研究2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