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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價一定會帶來高通脹嗎?
格隆匯 03-28 20:21

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李迅雷,作者:陳興 謝鈺

近期受俄烏衝突等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原油價格波動明顯加大,布油價格已突破120美元/桶,WTI油價也升至110美元/桶以上。原油價格的大幅攀升給全球通脹帶來上行風險,我國也不例外。但由於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的推進,主要由國內定價的工業品價格上漲或將受到約束。那麼,在工業品價格“內外分化”的背景之下,通脹將會何去何從?對於經濟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本報吿對此進行展開分析。

概要

  • 價格走勢“內外有別”。今年開年以來,工業品價格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內外分化”的特徵,國際油價在地緣衝突等因素影響下一路攀升,而主要由國內定價的工業品價格增速相對穩定。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價格“內外分化”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在金融危機之後,2010年末至2011年上半年和2017年年中至2018年年中這兩輪油價增速顯著上行時期,也呈現出了明顯的工業品價格分化特徵。我們不妨從前兩輪分化時期中去尋找線索,以期對當下有所啟示。

  • 通脹變化不同,原因何在?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兩段時期工業品價格增速走勢分化的現象比較類似,但整體物價增速變化卻截然不同:2010-2011年期間PPI增速持續走高,而2017-2018年則震盪下行。全球流動性環境變化是造成兩段時期通脹走勢不同的重要外因。2010-2011年,全球經濟仍處在金融危機之後的修復階段。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持續的低利率以及QE政策為物價增速上行提供了寬鬆的貨幣環境。而2017-2018年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趨於收緊。從內因上來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2010-2011年的通脹主要由需求拉動,而2017-2018年則更多地來自於成本衝擊。由於兩輪工業品價格週期的推動因素不同,因而最關鍵的差別其實出現在傳導路徑的通暢性上。2010-2011年在海外流動性環境寬鬆疊加國內需求穩健的情況下,上游價格上漲向中下游的傳導較為順暢,使得即便在“內外分化”的條件下,PPI增速和CPI增速能夠同步走高。然而,2017-2018年海外流動性趨於收緊,國內需求也遠不如前,價格傳導路徑受阻,使得PPI增速最終還是震盪下行。由此來看,油價增速走高並不構成國內通脹顯著上行的充分條件,價格能否順利向中下游傳導,其它商品能否與之形成共振,才是決定通脹增速走勢的關鍵

  • 成本風險大於通脹壓力。由於俄烏衝突最終局勢尚不明朗,油價的高波動或將有所延續,高油價可能是我們短期不得不面對的現狀。如果國內保供穩價措施有效,則工業品價格“內外分化”的態勢或將再度出現,而當前環境可能和2017年年中至2018年年中這段時期比較類似。一方面,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業已開始轉向。另一方面,需求端的下行壓力可能較2017-2018年進一步加大。在兩方面因素影響之下,和2017-2018年較為類似,上游價格向中下游的傳導仍然受阻,這決定着PPI增速的趨勢不會單單因為油價的上行而有所改變。成本壓力屬實不容忽視。今年前兩月營業成本增速竟達到利潤增速的三倍之多,可見成本壓力有所凸顯。通過對行業投入產出結構的分析,我們發現,原油價格上漲對於化工、交運等行業成本影響最大。比如同等幅度的原油價格變化,石油精煉加工、基礎化學原料、肥料等化工品和航空、航運等交運服務行業成本上升幅度居前。而食品等必需消費類和中游裝備製造業成本壓力相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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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走勢“內外有別”

工業品價格“內外有別”。今年開年以來,工業品價格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內外分化”的特徵,國際油價在地緣衝突等因素影響下一路攀升,而主要由國內定價的工業品價格增速相對穩定。從2月的PPI增速中也能夠看出,石油天然氣開採行業漲幅突出,而煤炭鋼鐵等行業出廠價格增速有所回落,兩者走勢明顯背離

分化並不鮮見,過去也有發生。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價格“內外分化”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在金融危機之後,2010年末至2011年上半年和2017年年中至2018年年中這兩輪油價增速顯著上行時期,國內定價的螺紋鋼和動力煤價格增速整體平穩甚至有所下移,也呈現出了明顯的分化特徵。我們不妨從前兩輪分化時期中去尋找線索,以期對當下有所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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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變化不同,原因何在

分化現象雖較類似,物價走勢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兩段時期工業品價格增速走勢分化的現象比較類似,但整體物價增速變化卻截然不同。一方面,從PPI增速上來看,2010-2011年期間PPI增速持續走高,而2017-2018年則震盪下行;另一方面,2010-2011年期間CPI增速同步回升,PPICPI增速的傳導較為順暢,而2017-2018年期間CPI增速卻維持低位震盪波瀾不驚

為什麼兩段時期物價增速會呈現出如此明顯的差異呢?

全球流動性環境變化是造成兩段時期通脹走勢不同的重要外因。2010-2011年,全球經濟仍處在金融危機之後的修復階段。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持續的低利率以及QE政策為物價增速上行提供了寬鬆的貨幣環境。201011月,美聯儲宣佈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並增加了6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購買量。

2017-2018年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趨於收緊。2017年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央行先後收緊貨幣政策,特別是美聯儲連續加息,並於10月開始縮表;歐央行雖於當年10月延長資產購買計劃,但縮減了購買規模,同樣釋放出貨幣政策寬鬆減弱的信號。由於相比於2010-2011年,全球流動性環境明顯轉緊,因而貨幣條件對物價增速的支撐也趨於減弱

從內因上來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2010-2011年的通脹主要由需求拉動,而2017-2018年則更多地來自於成本衝擊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0910年的GDP同比增速分別錄得9.4%10.6%。在國內基建、地產等投資增速攀高的推動下,主要由國內定價的工業品如螺紋鋼、動力煤價格率先上漲。而直至2011年初,利比亞戰爭爆發,原油價格才進入短期快速上行時期,其時鋼煤價格增速衝高雖較乏力,但能夠穩定在一定水平。

2017年之前工業品價格的上漲,則主要受到供給收縮的影響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思路下,國內鋼鐵、煤炭等行業產能受限,供給收縮帶來了工業品價格的大幅上漲,PPI同比增速在20172月達到階段性高點7.8%。隨着改革的深入,供給側改革“提質增效”作用顯現,工業增加值環比穩步上升,疊加房地產行業處於高景氣階段,對上游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需求也較旺盛。

2018年去產能目標有所下調,供給收縮力度減弱。前期去產能進展順利,20162017年均超額完成任務。2017年底,政府頻頻表態去產能要更多運用市場化手段,2018年起,限產限量等行政手段力度明顯減弱,去產能目標也有所下調,這意味着供給端對於鋼鐵、煤炭等行業的限制減小,前期由供給衝擊帶動的通脹有所回落。

由於兩輪工業品價格週期的推動因素不同,因而最關鍵的差別其實出現在傳導路徑的通暢性上。2010-2011年在海外流動性環境寬鬆疊加國內需求穩健的情況下,上游價格上漲向中下游的傳導較為順暢,使得即便在“內外分化”的條件下,PPI增速和CPI增速能夠同步走高。然而,2017-2018年海外流動性趨於收緊,國內需求也遠不如前,價格傳導路徑受阻,使得PPI增速最終還是震盪下行。由此來看,單靠油價增速走高,並不構成國內通脹顯著上行的充分條件,價格能否順利向中下游傳導,其它商品能否與之形成共振,才是決定通脹增速走勢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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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風險大於通脹壓力

由於俄烏衝突最終局勢尚不明朗,油價的高波動或將有所延續。考慮到俄羅斯為全球油氣生產大國,石油與天然氣產量佔全球比重均超過10%。而當前全球原油和天然氣庫存水平仍處低位,使得原油和天然氣產量的邊際變化對價格造成的影響較大。因此,高油價或許是我們短期不得不面對的現狀

如果國內保供穩價措施有效,則工業品價格“內外分化”的態勢或將再度出現,而當前環境可能和2017年年中至2018年年中這段時期比較類似

一方面,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業已開始轉向。去年以來,在寬鬆政策刺激和疫苗接種雙重因素的推動下,全球經濟實現了快速復甦。伴隨着通脹壓力的持續走高,發達經濟體央行貨幣政策開始轉緊,如英國央行於去年12月啟動加息,今年3月美聯儲議息會議也已決定將聯邦基準利率區間上調25個基點,標誌着新一輪的加息週期開啟。這與2017-2018年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十分相似,而與2010-2011年的貨幣寬鬆階段差異較大。

另一方面,需求端的下行壓力可能較2017-2018年進一步加大。今年開年以來,地產銷售持續下滑,購地端也較疲軟,反映居民和企業部門對於地產的預期仍未修復。而近期國內本土疫情呈持續蔓延態勢,目前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已經突破1000例,而現存中高風險地區也已經達到接近700個左右,這給供需兩端均帶來不小的衝擊,為經濟恢復蒙上陰影。在兩方面因素影響之下,和2017-2018年較為類似,上游價格向中下游的傳導仍然受阻,這決定着PPI增速的趨勢不會單單因為油價的上行而有所改變

成本壓力屬實不容忽視。不過,即便單靠油價高企很難改變PPI增速的下行趨勢,但由此帶來的成本壓力屬實不容忽視。從今年前兩月工業企業營收數據來看,一方面,營業收入利潤率顯著回落,僅採礦業有所回升;另一方面,每百元營收中的成本費用同比也由降轉增。前兩月的營業成本增速竟達到利潤增速的三倍之多,可見成本壓力有所凸顯

原油上漲推升哪些行業成本?從行業影響上來看,油價上升對於各行業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升。通過對行業投入產出結構的分析,我們發現,原油價格上漲對於化工交運等行業成本影響最大。比如同等幅度的原油價格變化,石油精煉加工基礎化學原料肥料等化工品和航空航運等交運服務行業成本上升幅度居前。而食品等必需消費類和中游裝備製造業成本壓力相對不高

風險提示政策變動,經濟恢復不及預期,歷史規律失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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