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上門的問題近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
最近,隨着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正式實施,這個話題又成為了焦點。
消費者希望快遞能夠送上門省去麻煩,快遞員希望統一送到代收點提高效率。
是消費者要求太高?快遞員太過怠慢?還是説快遞公司太吝嗇?
這樣的局面,到底是誰造成的,解法又在哪裏?
3月1日起,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正式實施。
其中一條規定的討論度,蓋過了其他所有。那就是“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未經用户同意,不得代為確認收到快件,不得擅自將快件投遞到智能快件箱、快遞服務站等快遞末端服務設施等。”
但在新規實行之後,很多人並沒有感受到這種變化,快遞員依舊將快遞送到代收點或者豐巢櫃,也沒有打電話發短信詢問,好像3月1號不過是普通的一天。
不過在各個平台上,在不少快遞員的叫苦連天中,還是能看到新規帶來的影響。
“原本半個小時就能送完的單,現在半天都送不完。”、“新規出台之前每天平均能送400-500件,現在只能送100-130件。”
送單效率大幅下降之後,隨之而來的是計件收入的大幅縮減,不少快遞員收入直接減半。
更有快遞員“未雨綢繆”,直接辭職,轉行送起了外賣。
消費者怨聲載道,快遞員叫苦不迭。送貨上門,為什麼這麼難?
首先要知道的是,這條規定,並不等同於強制送貨上門,重點其實在於,不得“未經用户同意”就擅自代收。
而在回答“快遞到底為什麼沒辦法送貨上門”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有一個前提問題,那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會接快遞員的電話?
前段時間有一條新聞,有人利用快遞員送貨上門的漏洞,大量購買時效性很高的生鮮產品,在產品到貨後,故意不接快遞員電話,迫使快遞員不得不在系統上先簽收再派送。最後投訴快遞員,由此獲利三萬多。
當然,這是相當極端的情況,但是也由此可見,快遞員電話的接通率並沒有想象的高。
而這也導致了一個現實的問題:“經過用户允許”的條件相當嚴苛。
快遞接通率低是因為快遞配送存在一個很矛盾的問題,那就是快遞員的上班時間和大多數人的上班時間是重合的。
當快遞員上班時,用户也在上班,快遞到家裏時,收件人卻在公司,這樣微妙的時間差,使得絕大多數人,很多時候並不太方便接快遞員的電話,更沒辦法當面簽收快遞。
就算在上班時間接聽快遞電話的人,大多數也是一句,幫我放XX代收點。
畢竟把快遞放在沒人在家的房門口,相當沒有保障,願意任由快遞員放在家門口,無疑也默許了丟失的後果將由自己承擔。
如果等到用户下班,將配送時間放到夜晚,那麼快遞員的工作時長大大增加,並且由於不同人的作息問題,夜晚的實際可配送時間也只有短短的幾個小時。
圖源:圖蟲創意
在新規發行之後,很多人並沒有察覺到區別,甚至有不少人也支持快遞放到菜鳥,是因為大家早已習慣了這種快遞員送到代收點,再在下班之後自己取貨回家的模式。
長時間的磨合下,快遞員和代收點已經達成了一種平衡,甚至衍生出了快遞員的兩種收入模式。
一種是快遞公司和菜鳥驛站這類代收點合作,快遞員只需要分揀好快遞之後,將快遞一律拉到代收點,由代收點的人進行入庫和整理。這種情況下,快遞員拿的是固定工資,承擔的,實際上是分揀員和送貨員的工作。
另一種,則是快遞員挨個送貨上門,這種一般是附近沒有菜鳥或者是快遞公司和驛站沒有合作。這種情況下,快遞員需要單個地送貨上門,工資也和派送快件的數量掛鈎,拿的是“計件工資”。
而一旦全面執行“送貨上門”,對這兩種快遞員都將產生衝擊。代收點難以抽出人力進行送貨上門,快遞員將在固定工資的基礎上承擔送貨上門的工作量,對於計件的快遞員來説,這種模式更不友好。
但是送貨上門的需求也切實存在。
對於時間充足、體力不支的老人,包括和老人同住的年輕人,送貨上門無疑是最佳選項。並且,想要節省時間、可以承擔風險的人也不在少數。
圖源:圖蟲創意
但是不論是熱切希望送貨上門,還是完全可以放在代收點,其實都是處於兩極的少數人。更多地,大家需要的是選擇的空間。
並不是所有東西都適合放在代收點,但也不是所有東西都一定要送貨上門。
自己的需求沒錯,快遞員也很辛苦,這樣的矛盾,使得消費者們不由得詰問快遞公司,為什麼不開發出相關程序,為什麼要壓榨快遞員?
或許問題並不出在快遞員或者快遞公司身上,而是出在電商平台身上。
提到國內的送貨上門時,不少人都會提到國外的快遞。
相比國內,送貨上門在國外更為普遍。但是國外的快遞員生存狀況,甚至比國內更差。
拿國外最大電商平台亞馬遜的物流公司送貨員來説,在送貨的過程中,亞馬遜會利用AI對於送貨司機進行評分,決定送貨司機的薪酬和續聘資格。
AI會全程監控員工的打包速度、離崗時間,如果包裹長時間沒有移動,那就會被AI判定為在摸魚,不管司機是不是去上洗手間,或者僅僅只是遇到了極端天氣情況和堵車。
在如此嚴苛的條件下,不少亞馬遜的送貨司機被爆出會在車內準備水瓶上廁所,避免上廁所時間太長,被系統判定摸魚。
也因此,儘管亞馬遜送貨司機的時薪達到了18-25美元,是美國最低時薪的兩倍還多,但是這個崗位的離職率仍然達到了150%。
國內快遞公司對快遞派費的極端壓榨,和亞馬遜對於送貨司機工作時間的極端壓榨,實際上都是因為快遞和電商平台的強關聯和硬綁定。
而在和電商商家的斡旋之中,快遞公司並不強勢,甚至是相當弱勢。
除了主打服務、可以送貨上門的順豐和京東,目前大家爭論送貨上門的焦點實際上集中在通達系。
在通達系內部,低價戰早已開戰許久,近幾年來,通達系的單票收入基本都是連年下滑。
海通國際研報顯示,2023年12月,“通達系”單票收入同比環比均有所下滑,單票收入同比下滑幅度均超10%。
韻達快遞單票收入為2.24元,同比下降17.34%,圓通快遞單票收入2.42元,同比下降11.84%,申通快遞單票收入2.18元,同比下降17.11%。
在這樣殘酷的價格戰下,沒有贏家,每一個快遞公司,都深陷危機。
這種危機的背後,是快遞公司對於定價權的缺乏,對於快遞單價的定價權,掌握在電商平台的手裏。因為對於快遞公司以及各個區域的快遞來説,電商平台的賣家,就是他們最大的客户。
快遞行業依靠電商的飛速發展迅速崛起,電商也制約了快遞的壟斷和提價。
而送貨上門一旦推行,快遞員的派費必然上升,快遞價格必然上升,進而導致淘寶賣家的快遞費用增加。
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淘寶商家要麼不再包郵,要麼把快遞增加的成本加到商品的價格裏。
因此,快遞送貨上門最終的價格,仍舊是全體消費者買單。
但是同樣的,這樣的局面也是消費者造成的。
如果將視線放回到2015年以前,那個時候的快遞,大概就是大家理想的樣子。
彼時,快遞時效並沒有這麼短,三四天都是相當常見的事情,快遞員也會每個都打電話,送貨上門。
當時的快遞員也成為了“多勞多得”的高薪代表,快遞員月入幾萬的事情時有發生。
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呢?
是從“包郵”這個概念逐漸擴散開始的。
很久以前有一個概念,叫做“包郵區”,指的是江浙滬一帶。因為這一帶小商家非常多,而幾個區域之間物流網絡發達,所以商家會給江浙滬地區包郵,吸引消費者購買。
但是,現在“包郵區”這個概念逐漸消弭,留下的只剩下了常見的“不包郵區”,也即新疆,西藏,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等幾個偏遠地區。
包郵,逐漸變成了絕大多數商家的基操,也成為了絕大多數城市消費者的共識。
在互聯網上,也經常湧現這樣的討論——不包郵,就不那麼想買了。
90塊錢的商品加上十元的運費,和100塊錢的商品,明明商品可能是一樣的,但是大家就是更願意選擇100元的商品,甚至運費只要8塊的情況下,明明綜合起來更便宜,但是大家仍然會搖擺不定。
在消費者“二次損失厭惡”的心態下,包郵成為了淘寶店家的通識,因此郵費成本不得不被叫到商品價格裏,郵費價格也被內卷的淘寶商家帶得越來越低。
在低價的競爭中,退出競爭的快遞企業也越來越多。天天快遞、百世快遞,已經逐漸被吞併消失,曾經的四通一達變成了三通一達。
對於這些快遞企業來説,在單票收入逐漸下降的同時,快遞時效卻被要求得越來越高,需要不停引入新技術來提高分撥、轉運的效率,也需要大量人手進行分揀,能夠給到快遞員的派費越來越低,一次性投遞大量快遞的代收點應運出現,成為了在這個低價內卷的格局下一個折中的方法。
所以,從某種角度上講,快遞公司目前還遠遠不算剝削的一方,反而是深陷行業內卷、無法自拔的一方。
而同樣,被電商平台拉入強制內卷的商家,真的通過包郵賺到錢了麼?
其實問題在於,消費者的選擇在整個鏈條中隱形了。
更進一步地,如果將消費者的選擇清晰化,在購物的時候對於送貨上門和放到代收點兩種情況進行選擇,加配選擇送貨上門,普通費用送到代收點,絕大多數人的選擇,也將會決定接下來快遞行業的走向。
到那時,會是選擇送貨上門的人更多,還是放到代收點的人更多呢?或許仍舊是後者,只不過,有需求的人,可以有一個送貨上門的選擇。
而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消費者無心的選擇,通過這個宂長的鏈條,一步步傳導到了快遞公司,進而,也對快遞行業產生了影響,最終影響到了消費者。
結語
現在的消費者越來越要求快,越來越要求便宜,越來越要求便利。
其實這本就是不可能三角。
快遞公司不可能提供高質服務給消費者,又提供低廉的價格給商家,商家不可能提供高額運費給快遞公司,卻依舊提供包郵便宜的商品給消費者。
就算指望資本家做慈善,這種慈善也不可持續。
在送貨上門的問題中,快遞公司被指責想要兩頭收錢,商家被指責一點利益不讓,但同樣,消費者也是又要好服務,又要低價。
在購物派送收件這個三角循環中,快遞公司、電商商家以及消費者,都是其中的一個份子。這其中每一方都有各自的合理利益訴求,想要這個三角循環能良性運行下去,三方必然要一個合理的平衡。
無論是哪一方,即使是作為“上帝”的消費者,在達成平衡前的既要又要還要,其實只是不切實際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