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能源新媒，作者： 吳疆

電力是經濟社會重要的基礎設施，長期以來，大機組、大系統、大投資、大企業一直是電力發展的主流方式與方向。2021年，中國五大發電集團以及法電EDF等9國20家最大的電力企業，發電裝機容量佔到全球的24%、發電量佔到31%，在過去20年間均至少10次榮登“世界500強”排行榜，成為全球大型電力企業的代表。

然而，從青萍之末、到太宇狂飆，唯一不變的只有變化。近年來，在全球電力領域，大企業之間、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企業與市場環境之間，都在發生着從潛滋暗長、到積重難返的變化。

01

全球電力企業“減量”“減電”

2017-2021年，13家外企平均發電裝機容量下降15.2%，平均發電量下降8.5%；至2021年底，外企平均裝機容量僅有中國五大集團平均規模的21%，平均發電量僅有28%。而依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2021年五大集團平均裝機容量高達20298萬千瓦，比2017年增長了24.8%，比2011年增長了97.5%，比廠網分開、五大組建之初的2002年增長了841%。

2017-2021年，雖然全球發電總裝機增長不足10%，但風電裝機增長了55%、光伏增長了135%，依然存在顯著的發展機會與空間。如果説，中國各大型發電企業的持續增長是“地利”的正常反映，那麼，普遍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藴以及語言文化/資本紐帶/區域一體化等優勢、2021年國際化業務佔比平均超過50%的美日歐洲大型發電企業，在全球保持正增長的情況下、依然手拉手進入“減量發展”歷史階段，值得研究與思考。

筆者認為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以風電/光伏為代表的新能源發電，不僅對電網不夠友好，似乎天性對於傳統大型企業也不夠友好，資源本土化、項目小型化、地域分散化、週期簡短化、技術門檻非專業化……這些特點，均對已經不乏官僚化的電力巨無霸們提出嚴峻的變革要求。中國企業尚可藉助大規模集中開發、遠方消納、基地式超大項目等延緩變革壓力，缺乏這些有利因素的美西方同行們則首先顯露落伍之頹勢、在全球電力版圖中的份額明顯萎縮。

減量發展的第二個影響因素，即投資方向的多元與分散。在裝機、電量減量的同時，外國企業仍擁有與中國同行規模同等的資產（1726-1786億美元）、營業收入（498-472億美元）以及高達381億美元的年均投資。顯然，外國電力企業的減量發展，主要體現在“減電發展”，與此同時依然積極推行多元發展的經營策略，保持企業的經濟規模。

隨着全球化的持續進化，發電企業的多元發展，已經從傳統的發電-輸配電縱向一體化、或者電力+燃氣模式，進一步向跨境跨行業發展，無需國資委批覆所謂“主營業務”，越來越多的傳統電力企業趨向更加自由輕便的多元化、乃至產業資本的金融化發展。

減量發展的第三個影響因素，即電力市場內在的功能侷限、單純依賴市場無法持續吸引投資。眾所周知，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興起以明晰產權、公開市場、引進競爭、提高效率為主要目標與內容的電力市場化改革。但近年來，全球範圍出現了明顯的電力供需平衡趨緊勢頭，裝機增速總體低於電量增速。即使在需求增長緩慢、非電網供應模式豐富的美西方國家，表面似乎尚未出現電力短缺，但不論電廠還是電網，均長期虧欠更新投資，老舊破敗顯著，設備運齡遠高於中國，從加州山火，到俄州脱軌，基礎設施投資匱乏已經多年。

傳統上電力基礎設施投資具有技術門檻高、投資規模大的特點，而獲得投資保障的方式，或者像中國上世紀80-90年代解決電力短缺那樣，通過燃運加價、收益率約定、經營期電價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一定時期內實現較高回報、較快回本；或者給與投資者長期穩定的回報預期，尤其是在一次能源劇烈波動、或社會需求增長乏力的歷史階段；或者通過國資國企等特殊制度安排，乾脆不再以投資回報為第一訴求。

而建立電力市場的主要目的是引進競爭、提高產業效率，而並非保護投資者收益，某種程度亦相當於趨向抑制投資。例如中國，在以解決長期缺電為核心目標的上世紀80-90年代，各級政府早已嫻熟運用過各種高投資回報、高電價增長的政策工具來吸引多元投資；而隨着長期缺電基本解除，新世紀以來則逐步通過電力市場、包括“廠網分開、比較競爭”這樣的制度安排來提高效率、普惠社會，投資回報的逐步下降是一種必然、也是邊際遞減率的體現。

電力市場中，即使尖峯電價再高、在幾十年的尺度上、也是高度不確定的。除了政府規劃、純技術性規劃，真正的投資者、多元化的投資者並不會僅僅依據尖峯電價來做大型決策；而且尖峯電價明顯具有自限性，高到一定程度就會失去需求空間，如果沒有公權力加持、成熟投資者不會投資於此。

而隨着中國的風光補貼在4-5億裝機規模即無力延續，亦可打消對於煤電容量電價的幻想，從政治正確、到財政資源的分配與競爭，怎麼可能提供足夠養活煤電的容量電價？因此若單純依賴市場、即使借補貼來打補丁，短缺仍將是大趨勢、低碳則更無解。

因此，即使是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環境下，即使投資者通過電力市場完全可以獲得盈利，但依然缺乏引導投資的那種理想化的能力，價格信號所反映的短缺需求、電力市場甄別出的回報高地、都並不等於可以有效誘導投資者出手，通過電力市場可以實現投資收益，但無法引導投資行動，實現盈利不等於持續投資。

總之，即使不考慮低碳因素，電力系統中“市場”也是有邊界的、而不是萬能的。單純依賴市場，投資必然逐步下降，安全裕度必然越來越小，即使借補貼來打補丁，短缺仍將是大趨勢、低碳則更無解。美西方大型電力企業的“減電發展”亦是案例。市場雖然永存，但暴力決定其邊界、政治影響其質量，隨着全球範圍基礎設施短缺+低碳政治正確，電力市場的適用空間越來越窄。

近年來歐洲能源危機的歷程已清楚表明，“市場”只是一種工具，堅持真正的現實主義，及時妥善應對危機、解決問題才是國家治理之道。面對國際能源價格飛升，俄羅斯的國內氣價、沙特的國內油價都不被允許跟風；面對國際能源價格飛升，即使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限價、補貼、暴利税、出口管制各種政府幹預；而中國煤炭，資源全部“國家所有”“全民所有”，企業大多已中央國有或地方國有，2021年一年之間從電廠向煤礦轉移暴利4800億，卻依然將煤價從570被炒到2600元/噸視為“正常市場波動”——影響投資者收益的最大風險，就是這種政治與政策風險。

02

電力企業長期資產負債率高、財務收益低、投資回報少

2021年，外國電力企業平均收入負債比2.67，中國五大集團平均2.53；外國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78.33%，中國五大70.2%。而2002-2021的20年間、20家對標企業資產負債率的總年度平均值74.9%，最低72.2%，最高77.8%，數據相對穩定。其中，中國五大與外國企業的20年總平均資產負債率分別為77.5%與76.2%，著名的法國電力20年間平均高達86.35%、最高曾達90.41%，東京電力20年均值、極值分別為82.4%、94.54%——較高負債率是全球電力企業普遍的統計特徵。

這再次證明，即使在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大量現實主義的政商合作、也需要兼顧價值與使用價值，全球電力能源領域20年來真正死於財務風險的巨無霸只有美國安然。2017-2020年為響應政府“降用電用能成本”的要求，中國火電上網價格持續壓降12.5%，五大集團累計減收近3000億，因此，利潤/資產負債率等財務經營指標、並沒有那麼硬核，完全不必上升到國資國企的監管硬指標。挑戰電力能源企業長治久安的真正風險，更多在於產業週期戰略風險——供需週期、技術週期、政治週期及政策週期。

2021年，世界500強企業平均利潤約62億美元，同期外國電力企業平均利潤僅17億美元，中國五大僅31億美元；不僅2021當年一半企業虧損，即使上溯至2017-2021時間段，20家對標企業依然平均減少利潤3.13億美元。

2021年，世界500強平均收入利潤率8.2%，同期外國電力企業平均收入利潤率3.07%，中國五大僅2.17%；而2002-2021至今的20年間，20家對標企業的收入利潤率總平均值僅僅4.54%。

2021年，世界500強平均資產回報率1.94%，同期外國電力企業平均資產回報率0.93%，中國五大平均0.92%；而2002-2021至今20年間，20家對標企業的資產回報率總平均值僅1.74%。

上述跨度20年的實證追溯可見，電力領域的財務回報水平長期處於低位、遠遠低於絕大多數行業。這是因為，在基礎設施領域，如果單純通過提高價格來吸引投資、無異於向全民全社會收税，而若長期低迴報、又勢必造成基礎設施短缺無力更新升級，這就需要政府從宏觀層面有意識平衡投資者-消費者的利益、週期性靈活調整宏觀政策導向，而不是單純依賴所謂市場機制而放大波動、坐視短缺。

進一步擴展歷史尺度，在以解決長期缺電為核心目標的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各級政府早已嫻熟運用過各種高投資回報、高電價增長的政策工具來吸引多元投資；只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才逐步通過電力市場、包括“廠網分開、比較競爭”這樣的制度安排來提高效率、普惠社會，投資回報的逐步下降是一種必然、也是邊際遞減率的體現。

而鑑於基礎設施領域難以避免的低財務回報特性，傳統上存在着一種三足鼎立的基礎設施治理模式，即通過大型專業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政府統籌規劃調控三者之間的協調合作，既維持基礎設施的供應能力，又控制全社會的成本水平。但近來，這種傳統的基礎設施治理模式，遇到方方面面挑戰，正日益走向崩解。

以電力為例，一是在大型專業企業層面，如前所述，傳統大型電力企業受到新能源發展模式的挑戰、多元化經營的誘惑、電力市場的反向激勵，逐漸出現減量發展、減電發展勢頭。如果慣有管理模式對新能源效率差，更大範圍輕資產投資的選擇廣泛，電力市場上增量資產不確定性大、而存量資產靠緊平衡更易度日，企業自然逐步放緩基礎設施投資節奏。

二是政策性金融機構方面，本有各開發銀行、基礎設施銀行等政策性金融工具，來作為低財務回報的基礎設施的制度性支撐。但隨着金融領域“政治正確”愈演愈烈，國際資本影響力超越傳統民族國家，罔顧電力系統安全穩定技術經濟特性，罔顧地球上更多國家與地區電網基礎/工業能力/社會經濟的現實條件，以“政治正確”的形式濫用金融霸權、追逐超額利潤，爭相表演棄煤減碳，傲慢粗暴干預各國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中國亦未能倖免。

三是在政府方面，一些國家政府在安全-經濟-外部性三角關係中、片面追求政治正確或短期政績，逐步弱化對於電力供應與系統安全的監管，依賴或推鍋所謂市場，以所謂“有序用電”自我推卸政府責任；不斷弱化專業監管能力與監管責任，放任價格操縱，放任壟斷暴利，破壞長期的政企合作互信，勢必破壞投資者的長期主義信念。

總之在電力領域，以大型專業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政府統籌規劃調控三足鼎立的基礎設施傳統治理模式、正日益走向崩解，全球範圍的供給短缺已悄然而至，為人類從“和平與發展”轉向“安全與韌性”的可悲走勢、增添又一註腳。

而中國五大集團之所以沒有像外國巨無霸同行一樣“減量發展”“減電發展”，中國電力基礎設施領域的三足鼎立模式、雖有一定程度削弱，但總體尚可維持，一個重要的底層因素，即中國國資國企的社會責任機制。

即使出現鉅額虧損，也只有持續經營的義務、只有保障供應的義務，也沒有“退出機制”、沒有“不發展機制”，只有通過強力發展來抵消虧損、來對沖鉅額負資產。即使在2008、2021年那樣畸形的市場價格環境下，外資可以撤資，私企可以停產，唯有國資國企必須堅持保供，即使因煤炭價格管制失敗，2021至今已連續2年動力煤均價超過1000元/噸、煤電機組全部淪為負資產，但為了保障系統安全、中國五大依然在捏着鼻子上馬煤機。

事實上，即使總體財務回報偏低，電力基礎設施領域依然是一個角色豐富、不乏投資機會的生態體系。既有被鎖定持續經營、貢獻使用價值為主、可接受長期低迴報的大型國資國企，更多做技術/做設備/做工程/做服務的海量私企外企、依然可以在這個生態體系中掙到熱錢快錢、享有更高的財務回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從早期一機一價、保本保利的外資電廠，到近年資本市場風電、光伏產業鏈上的億萬富翁們，從來不乏盆滿缽滿的私企外企，也總有為私人煤老闆收拾殘局、幹髒活累活的國資國企接盤俠，一味唸叨“所有制”“制度性壟斷”等敍事套路膚淺刻板、早已令人厭倦。

03

全人類的低碳倫理與方案依然遙遠，電力企業難以獨進

近年來，低碳，日益成為全球各領域的政治正確。

2017-2021年，外國電力企業單位電量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平均累計降幅32%，中國五大集團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平均累計降幅僅8.4%。但同樣2017-2021年，國外企業通過降低單位電量排放強度而累計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每家企業1732萬噸，而中國五大平均二氧化碳減排量高達3725萬噸，相當於國外同行平均水平的2.15倍。

一方面，中國五大集團均有規模龐大的煤電資產，低碳減排基數龐大、結構轉型任務繁重，國電投2017-2021年通過結構轉型、單位電量排放強度降低了19.4%，從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7114萬噸、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國五大不可能像美西方同行一樣、通過大規模資本運作等減量手段來實現減碳，他們不僅需要大規模的增量轉型來推進低碳化發展，而且還要完成更加艱鉅而不起眼的存量技改，目前中國發電機組的煤耗率、廠用電率、單機規模、平均運齡等技術經濟指標均優秀於美西方同行。

2017-2021年，全球都在加快發展風電、光伏等新能源的速度。外國電力企業新能源裝機容量平均增加了1189萬千瓦，中國五大集團則平均增加了2429萬千瓦（超過美西方同行的2倍），其中國電投新能源階段累計增量高達5387萬千瓦——顯然，中國發電企業並沒有選擇減量與減電、而是投入了更多的真金白銀。2017-2021年，中國五大集團新能源投資佔比平均增加了29.6個百分點，其中大唐新能源投資佔比從31%提高到77.95%、累計提高了47個百分點。

總之，目前世界上還並不存在現成的、普適的低碳技術方案與低碳制度方案，真正全地球級別、全人類級別的低碳方案，還需要所有人共同的探索與努力。在電力領域，在相關技術沒有突破的歷史階段，中國依然需要較大規模的煤機-煤礦支撐。但一是不可能通過電價或補貼把它們養起來，中國的風電光伏都補貼不下去、沒能力沒道理養煤機-煤礦；二是容量電價/尖峯電價這些對策，方向是可以的，但規模遠不夠，傳導到全社會、承受力更有限；三是中國也不可能像美西方一樣通過大規模產業轉移、減量發展來實現低碳——這並非全地球級別、全人類級別的正解與正道，不可複製，不可延續。

因此，只有讓煤機-煤礦保持“高產能-低產出”“高投入-低迴報”的近乎非營利模式，只有通過國資國企的社會責任機制，才可能實現並長期維持電力系統的低碳發展——而這顯然是反市場的、完全建立於公權的——再次證明，低碳這種人為設定的政治正確，必然建立於高比例公權力、而非自然自發的市場機制，包括各種碳價、碳税、碳准入的制度設計，哪個不是靠公權+強權撐腰？哪個屬於自然自發市場？以兜底式國資國企制度來實現第三種“廉價而充裕”，這不僅是中國式現代化之基，可能亦是地球人類低碳發展之階；在此基礎亦可探索建立真正全地球級別、全人類級別的低碳倫理，在消費側以基本人權為基礎，在生產側以排放績效為基礎，同時不忘歷史責任。

2010-2011年間筆者曾在《電力企業管理》連載過8篇低碳專欄，並出版了獨著《低碳旗幟下電力行業技術經濟指標體系》，提出二氧化碳在生產者/消費者之間分配等問題。隨着國內可再生能源附加的幾度倍增，筆者洞察摩爾定律在新能源領域的失效，提出補貼濫發問題；此後，光伏/電池上游的壟斷操縱亦提供註腳。

2020年9月中國雙碳目標發佈，五大發電集團紛紛將50%非化石佔比寫進各自十四五規劃、並競相提前年限，而筆者質疑碳競賽碳躍進、呼籲《以第二個“百年目標”統領3060低碳謀略》的文章無處刊發，直至2021年7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糾正“運動式減碳”。2021年10月國內煤價躍上2600元/噸、並長期治理不力至今賴在1000元/噸高位，導致國內煤電機組全部淪為負資產，若非響應保供要求、已無人購煤無人發電，至2022年底五大發電集團煤機發電量減少114億、同比下降0.42%，某種意義上、已提前開始進入“碳達峯”模式。

凡此種種反映出，人類對所謂“低碳”的認識過程、行為過程、表述過程都是複雜的、依然處於發展中變化中的。從發電集團、到電力系統、到工業系統、到民族國家、到地球人類，一層一層剝洋葱，單一企業、行業、地區、國家的所謂碳達峯碳中和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單純（例如嚴格來説，國有大型發電集團並無資格獨自搶先達峯）。唯有堅持專業本分、不盲從現實政治，才可能減少翻車、不怕挖墳。當然，“低碳”二字雖熱，或國際政治博弈，或爭資源爭政策爭眼球爭名利，真正信低碳推低碳者又幾何？筆者從國內最早的低碳研究者、到最早的質疑者、到中國式低碳倫理的呼籲者，唯一值得堅守的只有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而已。

04

中國電力企業已整體躋身世界一流，但分化大、競爭激烈

時光荏苒，河東河西，廠網分開20年來，中國電力市場固然進入新時代，國際電力領域亦格局翻新。通過對20家全球最大的電力企業進行綜合對標量化排序可以發現：

*2021年世界主要電力企業綜合對標量化排序

國電投——通過堅決的新能源大規模投資、快速提升企業規模，緊緊抓住低碳風口在二氧化碳減排領域取得國際領先的實績，以89.0%的得分率、獲得綜合對標量化排序的第1名，這是新能源資產價值的回報，也是中國新能源產業政策的成功。

國家能源——通過規模超大的煤電聯營重組、實現企業躍升，從他人的能源價格危機中兑現自身的歷史性機遇，以88.3%的得分率、獲得綜合對標量化排序的第2名，這是煤炭礦產價值的超額回報，也是適應中國特色價格機制的成功。

排序前10名企業中，堅持發展勢頭的中國五大發電，藉助新能源與煤炭增值而全部入選；中國兩大電網，雖然指標框架於己不利，憑藉雄厚的實力依然入圍；歐洲同行雖然面臨重重困難，但法電、意電、伊維爾德羅拉等老牌企業仍底藴猶在；而20年前儼然霸榜常客的美日企業，則已進入相對走弱週期。

廠網分開以來的新世紀20年，是中國企業異軍突起、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20年，電力能源領域亦然。印度、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即使曾有電力能源企業曇花一現，但在持續性方面尚無法比肩，真正後發而興起者唯有“中國版塊”：

2021年世界主要電力企業分版塊對標

階段性指標均為2017-2021年

在如上全面覆蓋物理層、價值層、文化層的34項總計賦值100分的綜合對標框架中，“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相比、已在86%的分值領域領先，僅有國際業務佔比、人均營收/人均資產、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降幅、新能源佔比增幅以及收入利潤率等6項指標落後。

由此，中國電力企業已經實現對“外國企業”版塊整體上的全面超越，站到了全球同行的前列，乃至顯著拉高了“世界平均”版塊的總體水平，為“中國式現代化”交出了電力企業範疇的答卷。

*2021年世界主要電力企業綜合對標——五大集團

階段性指標均為2017-2021年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企業”作為一個版塊領先於世界同行，並不等於其中每一個成員都已是一流。如上表可見，在34項總計賦值100分的綜合對標框架中，與“世界平均”相比，既有國電投這樣在84%分值領域領先的比較令人信服的領頭羊，也有國家能源、華能這樣在70%以上的分值領域領先的優秀企業，而大唐集團雖也躋身前10名、但對比“世界平均”僅有41%分值領域領先、仍有巨大提升空間。

廠網分開20年，五大發電集團之間雖非你死我活的那種原教旨主義市場競爭，但其間“比較競爭”的市場態勢設計、已頗有些類似中國乒乓球之“內戰難於外戰”，做世界一流“易”、爭中國最好難。

總之，從青萍之末、到太宇狂飆，在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企業對標只是一個簡單的觀察角度，既沒必要自我矮化、言必學習，也沒必要錙銖必較、數字爭先，宜通視以得大略、而不必一味放大細節，應平視以判大局、而不必慣性妄自菲薄，可回視以察大勢、而不必過度拘泥得失，二十年彈指一揮間，還是繼續超前看朝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