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李迅雷，作者：李迅雷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今年4月7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時則指出，有些突發因素超出預期，對經濟平穩運行帶來更大不確定性和挑戰。對於當前經濟形勢，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全面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導致風險挑戰增多，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面臨新的挑戰。

那麼，全年5.5%的增長目標如何實現？宏觀政策怎樣發力穩經濟？基建投資拉動作用有多大？發錢能否促進消費？對此，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接受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預計今年下半年經濟走勢應該會顯著好於上半年。談及基建投資在穩增長中的作用，其認為，不能把基建投資看成穩住經濟的萬能鑰匙。至於促進消費，單純靠發錢作用不大，其核心仍是要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水平，提高收入關鍵還是要通過税制改革。

以下為李迅雷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的主要內容。

預計今年經濟走勢“前低後高”

——下半年有望顯著上升

新京報貝殼財經：按照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數據，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4.8%。這樣的GDP增速低不低？從一季度表現來看，全年5.5%的增長目標如何實現？

李迅雷：4.8%這一增速超過分析師們的前期預測值，對全年5.5%的目標來説是偏低的，要實現這一目標的話，後面三個季度的增長就必須有一個顯著的上升。

一般來講，如果沒有疫情、沒有俄烏衝突的話，今年的經濟會是前高後低的走勢， 5.5%的增長目標也是能實現的。但是現在有了俄烏衝突和國內疫情的多點暴發，影響到一些經營和生產活動，導致我們實現5.5%這個目標有一定難度。

另一方面，我預計今年下半年經濟走勢應該會顯著好於上半年。因為二季度經濟受疫情影響更加嚴重，如果堅持目前的“動態清零”防控政策，二季度應該能夠把疫情控制住，生產經營活動會逐步恢復正常，這樣的話今年下半年經濟有可能會顯著上升。

所以此前我們預期今年的經濟走勢是前低後高，現在來看可能會變成前更低後更高。

新京報貝殼財經：是否有必要將二季度的增速提上來？ 

李迅雷：客觀來講，我預計二季度的增速應該會比一季度略低一點，因為考慮到疫情的因素，當然不會低很多，因為去年二季度的基數並不高。

而且，經濟政策的效果有滯後性，不是説政策一開始執行就立竿見影，比如基建投資，一季度政策發力，見效也要等到三四季度了。

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表述是“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不是説要不惜一切代價去實現。所以我認為，不要把GDP增長目標這個數據看得太重。到2035年之前平均每年的GDP增速在4.6%-4.7%之間，大概就能實現2035年的目標。

不能將基建當作穩經濟的萬能鑰匙

新京報貝殼財經：數據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3月出現下滑，在三大類投資中，製造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增速在3月份雙雙走低，基建投資增速則在3月份延續回升態勢。我國的基建投資空間是否充足？基建投資在穩增長中的作用有多大？

李迅雷：基建投資能夠起到一定作用。過去在三大類投資中，製造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是最高的，其次是房地產投資，再次是基建投資，長期以來都是如此。因此，單一靠基建投資讓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回升也不現實。

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到要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要抓住“有效投資”，我認為指的是乘數效應比較高的投資。現在的基建投資裏有一些民生工程，比如農田水利的建設、城市管道的更新換代等，這些項目對於老百姓是有好處的，但並不會帶來很高的乘數效應，拉動經濟的作用有限。所以，基建投資有效的關鍵是乘數效應要高，要能夠傳導到其他相關的行業去。

總的來説，不要對基建投資給予過高預期。日本當年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也大力發展基建投資，高速、鐵路、大橋、隧道、機場等建了很多，但並不能持續拉動經濟增長，最終還是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我們也不能把基建投資看成穩住經濟的萬能鑰匙。所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有效投資”，並不是為了穩增長而去盲目投資，沒有什麼好投的硬要投，這樣就是浪費錢財，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也增大了債務壓力，所以，基建投資也要提高它的效能。

新京報貝殼財經：乘數效應高的投資具體包括哪些？

李迅雷：比如新動能方面的投資，包括新能源、5G、特高壓輸變電，還有東數西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相比傳統基建，新基建的乘數效應會高一些。

新京報貝殼財經：加快開展、超前開展基建投資的過程中，是否會衍生出地方債務上升的問題？

李迅雷：地方債務水平和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確實是一個約束條件。現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都是偏高的，如果為了穩增長而快速開展基建，地方政府的現金流就可能會出現問題。要看項目投下去能否產生現金流，如果投下去連利息都支付不了，那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就會越來越高。

關鍵還是要看投的是什麼。去年很多地方政府專項債的資金沒有用完，就是因為沒有找到好項目。現在投資的核心在於項目，錢是有的，關鍵是能不能找到好項目。

新京報貝殼財經：為何出現有錢但是沒有好項目情況？

李迅雷：這是多種因素決定的。過去的基建投資回報率較高，尤其在上世紀90年代左右，現在不一樣了。比如，我國的高速公路總里程已經是全球第一了，現在再去修高速公路，修一條虧一條。而且，中國高鐵總里程也已經佔到全世界的2/3。

實際上，中國的基建投資規模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已經是超前的。中國是個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前些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最高達到80%。我國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在全球所有國家中是偏低的，而我國投資（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基本上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左右。

新京報貝殼財經：從經濟結構均衡的角度來看，應該降低投資的佔比，提高消費的佔比？我們現在又面臨增長的一些壓力，所以重心又回到了投資上？

李迅雷：是的，因為投資多了消費就少了。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因為中國居民儲蓄率比較高，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模式依賴於投資。我們的經濟現在還在轉型過程中，沒有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抓手。

每個國家的模式不一樣。中國是居民儲蓄高、消費少，美國是居民儲蓄低、消費多，美國是靠消費來拉動經濟。但美國也有它的問題，美國也想搞基建，他們有基礎設施老化的問題，但是國會不同意大規模搞基建。

在這種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結構之下，現在為了救急穩增長，還是得靠投資拉動。

但從長期發展來看，我們不得不轉型。我國過去依靠投資拉動實現了較快的增長，作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產能也是全球第一，但現在面臨人口老齡化壓力，勞動力成本也上升了，今後，中國企業或國外企業對在中國的投資意願可能會下降，這種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模式還能不能繼續下去？沒有一種增長模式是一勞永逸的。

促進消費要靠提高居民收入

——關鍵是税制改革

新京報貝殼財經：我國今年一季度的消費數據比較疲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僅3.3%，其中3月單月社零同比下降3.5%，是這一增速在17個月後再度轉負。政策要促進消費應該如何發力？發現金和消費券兩種模式能否促進消費？

李迅雷：促進消費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單純靠發錢實際上也提高不了多少。如深圳發了5億元的消費券，與中國香港700多億港元的消費券相比，顯然作用不大。我國要整體大規模發消費券也不現實，而且發一兩次也解決不了問題。

提高收入關鍵還是要通過税制改革。現在我國税收制度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高收入者交的個税特別少。美國聯邦政府税收收入的第一大來源是個人所得税，個税佔聯邦税收收入比重達到45%，而個税最主要的部分是高收入階層交的。這是美國政府可以給老百姓發錢的原因，相當於政府把高收入階層的錢拿過來，發給普通老百姓，這樣缺乏儲蓄的老百姓有錢了，原來消費不起的人也有消費能力了。

與之相較，個税在我國税收中的比重只有7%。這體現出我們還沒有做到向高收入階層進行有效徵税，原先的居民收入差距就偏大，個税又沒有起到非常有效的調節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只靠給老百姓發消費券，要縮小收入差距的難度也很大。

這個問題短期很難解決，只能在長期解決，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中，使得居民的收入結構更加合理，這樣的話才能夠讓消費起來。我們提出的共同富裕也是一個長期目標，如果實現共同富裕了，消費也就能起來了。還是要靠長期的改革。

如果要發消費券，我認為最好是定向發，但是操作難度比較大，容易引發爭議。普遍性地發爭議比較小，但會帶來比較大的政府支出壓力，假設要給14億中國人每人發1000元，一共是1.4萬億。

經濟下行時財政政策作用更大

——企業紓困最終在消費

新京報貝殼財經：從去年到今年，財政政策靠前發力被着重強調。相比貨幣政策，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的發力點和效果有何不同？財政政策的增量政策工具，可能的選項有哪些？

李迅雷：經濟下行時，財政政策的作用比貨幣政策的作用要大。打個比喻，貨幣政策像一條繩子，要收緊容易，要推是推不動的。而財政政策是真金白銀投下去。而且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現在我國降息沒有太大空間，而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相比之下財政政策效用更強。

財政的增量政策工具，如經濟下行壓力大，可以調整中期預算。現在預算已經確定了，等到中期的時候可以再調整，再追加，比如以增發國債的方式來增加財政支出。今年的財政支出力度已經比去年有大幅提高，去年的實際財政支出幾乎零增長，今年按照預算來看增長接近10%。

新京報貝殼財經：我國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是否受到美聯儲加息的一定製約？貨幣政策還可以發揮哪些作用？

李迅雷：我國寬鬆還有空間，降息比較難，但可以降準，還有再貸款，還有公開市場業務，如通過逆回購來投放資金。這些工具可以發揮應有作用。

關鍵不在於使用哪些工具，而在於資金投放出去之後的效果，企業是否願意投資擴產，居民是否願意買房，有信心去擴大消費。包括降低房貸利率、降低首付比例，這些刺激不見得非常有效，關鍵是看居民的購房意願。

新京報貝殼財經：事實上疫情發生以來，金融體系有非常多支持小微企業的措施，擴大小微企業的信貸投放，但是在消費疲軟的情況下效用幾何？

李迅雷：這些措施短期救急是有用的，給企業紓困，解決眼下的困難，但長期來講，還是回到消費的問題。

我在2016年研究過關於國內馬桶（抽水式坐便器）普及率的問題，當時發現中國至少有6億人口未使用的抽水式坐便器。這説明中國不是沒有需求，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們現在存在的收入結構問題。

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大約佔全球奢侈品消費的35%，説明我們的高端消費沒有問題。按照10%的人口比例計算高收入人羣，也有1.4億人，超過日本人口規模，這些人的消費能力很強，是全球高端消費最大的購買者。但我國的中低端消費水平比較低，增長也比較慢，還是源於我國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比較緩慢。

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提到了，要發揮消費對經濟循環的牽引帶動作用。我們的提法都是對的，關鍵在於執行和落實好。

疫情防控是確保長期發展

——防疫成功海外訂單應會迴流

新京報貝殼財經：除了疫情等國內因素外，我國還面臨着一些外部擾動，包括俄烏衝突、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收緊、國際大宗商品漲價等。這些外部因素如何影響我國的宏觀經濟和政策？

李迅雷：還是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我們的上游企業是受益的，但是中下游企業成本上升，產品價格又很難漲，因為本身國內需求就不足。這也是為什麼我國PPI很高，而CPI不高，因為上下游傳導不暢。

宏觀政策方面，現在是大家都比較關注拉動基建，我覺得這個大方向是對的，但還是不夠全面，在促內需方面，基建和消費要一起抓。

新京報貝殼財經：如何看待部分東南亞國家進出口正在快速增長？

李迅雷：中國過去兩年經濟增長勢頭比較好，主要因為是防疫比較成功，海外訂單就流到中國來了。現在的奧密克戎很難防，部分訂單又從中國流失到其他國家。

要平衡短期和長期的關係，短期內可能需要承受訂單流失的損失，但防控疫情是為了確保長期發展，如果我們防疫成功了，那麼訂單還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