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的前一天,“放開三胎”的消息來了。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大政策舉措彙報,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其中,會議強調“依法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
而三胎生育政策放開的背後,是逐漸走低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從0.57%放緩至0.5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於較低水平。
三胎政策放開後,很多家庭面臨“生還是不生”的抉擇。這一切屬於幸福的擁有選擇權的家庭。在他們之外,那些“想生而生不出來”的家庭正在遭遇生育的困境,“不孕不育”成為他們的隱痛。
這是一個龐大的羣體。根據Frost&Sullivan數據統計顯示,平均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面臨這樣的困境,以至於中國成為了世界輔助生殖技術治療第一大國,每年試管嬰兒的數量逾20萬例次。試管嬰兒是最後的出路,卻並非是萬全的出路。
今年31歲的張芳從來沒想到“不孕”這件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工作—結婚,身為“小鎮做題家”,人生一向按部就班的她,卻卡在了生孩子這道關卡上。在頭胎遭遇“胎停”之後,張芳用盡各種招數,然而肚皮卻始終沒有動靜。臨牀上,張芳被診斷為“繼發性不孕不育”。
“誰不想趕緊懷孕呢?”張芳説。為了科學備孕,提高每一次可能的機會,她每天早上都要使用兩種牌子的排卵、備孕試紙驗尿,“感覺自己像熊貓燒香”一樣。連續十幾個月,張芳都在不斷重複“希望—失望—絕望—再燃希望”的過程。每次備孕失敗,她都需要花一整天時間來平復心情,“覺得四肢發軟,幹什麼都提不起勁兒來”。
她覺得自己陷入了一個夢魘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盡頭。
“(結婚後)一年不懷孕,懷孕等三年。”張芳如今才真切地理解了這句話。一開始,她和絕大多數人一樣,以為懷孕是個簡單的、順理成章的事兒。但直到自己開始備孕,才意識到,對於並非“易孕體質”的女性來説,懷孕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卵子質量、精子的數量和質量、排卵時間、子宮內膜厚度與受精卵協同情況、激素的波動等等都可能成為問題。
而張芳只是千萬個遭遇生育難題患者中的一個。
一般來説,一對育齡夫婦在沒有避孕的情況下,共同生活在一起嘗試懷孕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未果,才會診斷他(她)為不孕不育。
根據中國人口協會此前發佈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吿》顯示,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佔育齡人口的12.5%~15%。而20多年前,中國育齡人羣中不孕不育率僅為3%。這意味着,每6~8對夫婦中就有1對遭遇不孕不育問題。
事實上,即使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一對夫婦,半年之內大約有40%懷不上孕,一年左右大約20%懷不上。根據相關統計,在各種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中,男女雙方的因素佔比差不多,都在30%~40%左右,夫婦雙方因素佔20%,剩下10%原因不明。
在醫學上,懷孕有一個專有名詞“妊娠”。完整的妊娠期是指從受孕到分娩的全部生理過程。在整個過程中,精子和卵子從相遇結合形成受精卵、分裂成為100個左右囊胚細胞團、成功着牀、發育長大直至最終分娩。中間的每一步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妊娠失敗。儘管科學已經解釋了這個過程中的大多問題,但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謎。
造成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一般來説,男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與精子質量、數量以及性行為能力有關。
根據國際研究顯示,1992 年,正常可生育男性的精液濃度在 6000 萬/毫升。1999年,可育男性的平均精液濃度已經下降到了 2000 萬/毫升。2010 年的最新數據顯示,正常男性的平均精液濃度只有 1500 萬/毫升。20年的時間裏男性精液濃度下降了超過75%。
相對而言,女性不孕的原因更為複雜。如多囊卵巢或卵巢早衰導致排卵障礙、輸卵管堵塞阻礙卵子與精子結合、子宮疾病甚至自身免疫導致受精卵無法着牀,等等。即使成功懷孕了,孕期女性的激素水平、身體狀況乃至壓力,都有可能導致胎兒停止發育,妊娠失敗。
多囊卵巢綜合徵(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是不孕不育患者中非常普遍的一種情況。患有多囊卵巢綜合徵,容易出現卵泡不成熟、持續性不排卵、雄激素過多和胰島素抵抗等情況,多數表現為月經紊亂、閉經、不孕、多毛、肥胖等問題。由於大部分多囊患者都存在排卵障礙,促排卵成為多囊患者懷孕過程中常見的治療方式。
對於女性來説,成功受孕,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十月懷胎還要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例如胚胎停育。胚胎停育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胚胎着牀及發育依賴於複雜的內分泌系統相互協調,任何一個環節失常,都可以導致胚胎停育。
其中,胚胎染色體異常是引起胚胎停育的主要原因,約佔所有胚胎停育的50%~60%。隨着年紀越大,生殖細胞自身出現問題的概率就會越高。尤其是女性在35歲以後,卵巢功能開始明顯下降,卵子的數量和質量也迅速下降。卵母細胞非整倍性的概率相應也會增加。
導致不孕不育的原因很複雜,除夫妻雙方自己的身體原因之外,環境污染、高節奏的生活、食品安全等問題都會影響生育功能。
“為什麼懷個孕這麼難?”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喬傑教授曾經給出過一個答案:生育力與很多因素相關,其中生育年齡的延後是導致生育力低下的最關鍵因素之一。
從生理年齡上來看,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在22~28歲,而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齡在25~35歲。隨着大學入學率的提升,總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壓力、生活快節奏等方面的原因,很多育齡夫婦結婚時的年齡已經不小了,因為工作或者生活的原因等兩年再生,很容易就錯過。
即使採取了輔助生殖的方法,女性年齡的影響仍然很關鍵。根據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雜誌在2015年年底發佈的輔助生殖技術生育治療的國際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對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率最高,其中,低於35歲年齡段的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來受孕的比例最大。
胚胎最終的孕育是在女性子宮內完成的。對於女性來説,生育年齡推遲後,卵巢儲備功能減退,卵母細胞質量改變,染色體異常概率增加,這些都會導致受孕概率低,也會從一定程度上增加胎停育、流產以及分娩困難甚至是嬰兒出生缺陷的概率。
國家衞健委在近日迴應出生人口下降時表示,原因之一是生育婦女規模減少,婚育年齡推遲。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規模不斷下降。“十三五”時期,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規模年均減少340萬人,2020年同比減少366萬人。另一方面,婚育年齡推遲造成當期生育的婦女減少。2006—2016年,我國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齡分別從23.6歲、24.3歲推遲到26.3歲和26.9歲,20~34歲女性在婚比例從75.0%下降到67.3%。
事實上,生育年齡晚的現狀無法迴避。近年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人們對生育問題有了不同看法,在最佳孕育年齡“能生而不想生”的人增多。然而隨着年齡增長,生育力下降,一些人又不得不面對“想生而生不出來”的問題。
而輔助生殖檢測基因龍頭企業貝康醫療或許不僅能夠為不孕不育患者“能生”,還能讓遺傳病患者“優生”。
貝康醫療在輔助生殖領域佈局完善,從植入前階段擴展至產前以及產後階段,每個階段都開發出相應的試劑盒,是國內唯一一家產品組合涵蓋整個生殖週期所有關鍵階段的公司。除檢測試劑盒之外,公司自主研發多款創新設備與儀器,為試劑盒的分子遺傳實驗室的工作流程提供技術支持。
其中,公司自主研發的PGT-A檢測試劑盒於2020年2月獲得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是國內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在國家藥監局註冊並且已經在中國實現商業化的三代試管嬰兒檢測試劑盒,同年8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吿顯示PGT-A試劑盒被納入強制性醫藥行業標準。按照國家醫療器械相關法律強制性規定,任何醫療機構(包括醫院、醫學檢驗所、醫學檢驗中心等)在開展臨牀應用項目時, 均應當使用有註冊證的醫療器械,產品開發依託的平台也必須獲得三類醫療器械註冊證。這也標誌着中國三代試管嬰兒基因檢測試劑盒進入“有證”時代。未獲準註冊的醫療器械產品,將不得生產、進口、銷售和使用。
貝康醫療作為在PGT市場上目前唯一一家獲得認證的試劑盒製造商,具有先發優勢。根據Frost&Sullivan數據統計顯示,伴隨着國內首個胚胎植入前基因檢測產品(PGT)獲批(貝康醫療的PGT-4檢測試劑產品),國內PGT試劑市場規模在不斷擴大。中國PGT試劑將從2020年的0.96億元增長至2030年的146.73億元,其中2020年至2025年複合增速達到103.8%,2025年至2030年複合增速達到34.2%。PGT-A在試管嬰兒週期中的滲透率從2019年的3.5%,僅僅經過1年的時間,已經提高到了2020年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