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借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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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之百年變局

當今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世界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兩岸向太平洋兩岸轉變；世界政治格局從西方（美國）治下的國際化向非西方化與多極化並行轉變；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力量從美國主導向多邊推動轉變；科技進步與產業革命許多發展中國家貢獻突出；全球治理亟待建立新的框架。

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全面重塑，為每個行業帶來深刻的機遇與挑戰。就金融業而言，當前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有三個方面：

（1）低息環境使傳統利源受到擠壓；

（2）服務對象定位的變遷；

（3）科技賦能對傳統業態的衝擊。

首先，站在全球的角度，最近40年來所有國家都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利率下行，銀行乃至所有類別金融企業的利潤空間受到擠壓。

其次，傳統經濟形態下，金融業是為社會精英階層提供服務的行業；而隨着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信息與知識不對稱的壁壘消除，金融的服務對象變成普羅大眾，金融帶有普惠與公益的性質。

第三，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雲計算這些技術手段對金融業帶來深刻的挑戰。

這三大挑戰背後，是金融行業盈利模式、服務對象、業務開展方式以及思維模式的深刻轉變。

在人們傳統觀念中，金融服務的對象是社會精英階層。然而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震盪，不僅將金融行業中資本狂歡、金融機構自娛自樂的模式推向風口浪尖，更為人們帶來一系列沉重的思考：

金融業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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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大學之初心

事實上，金融是服務業，服務業與實體經濟血脈相通，金融的本質永遠是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業發展的最終指向一定是普惠、共享，這不僅是時代的需要，是新金融理念與模式訴求，也是金融業自身發展規律與邏輯的終極演繹。

應為中小企業和普羅大眾提供服務；然而現實中的金融企業，即便有這個心，也做不到：是為當今金融產業的痛點。

“一切痛點皆為機遇”——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先生在近期建行大學舉行的“數字金融系列大講堂”授課時説道。

田國立説：“我們常常忘記，真正好的、有創造力的產品往往是源自一份責任感、一份善意、一份感同身受、一份利他之心。唯此不急功近利、願為長遠計的產品，方能成為受歡迎的、對社會有益的、站得住腳的金融產品。”

責任、善意、感同身受、利他之心、為長遠計、對社會有益、站得住腳……這些，正是建行大學之設立的初心。

2018年12月17日，建行大學在北京宣佈成立。

不同於集中在內部員工培訓教育的平安大學與華為大學，也不同於專門為創業企業家提供圈子和資源對接平台的湖畔大學和青騰大學；建行大學是一家既面向內部員工的職業教育平台，也是以“新時代、新金融、新生態企業大學”為發展願景，推進產教融合、賦能社會進步的教育培訓平台。

正是基於這樣的初心，建行大學從設立之初，便聚焦社會痛點，圍繞資源整合，促進產教融合發展，體現出國有大行的責任與使命。

2019年1月15日，建行大學華南學院延續建行大學“志同道合、善建行遠”的校訓精神，落地了“愚公學院”，踐行“金智惠民”理念，打造新時代服務小微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的公益教育新模式。

愚公學院設立的初衷，源自田國立董事長分享的“愚公精神”，一方面寓意小微企業必須以堅持不懈的精神，集跬步至千里，為大於其細，致小流成江海；另一方面寓意大智若愚，銀行服務實體經濟，沒有捷徑可以走，必須以執着的信念，下笨功夫，長此以往必成大器。

不可否認，在當今這個風氣浮躁、功利化、短視化、一夜暴富心態濃重的社會大環境中，秉持“愚公精神”為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建行大學愚公學院，堪稱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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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大學成功模式簡析

去年底，正值建行大學與愚公學院成立時屆一年之際，2019年度中國最佳企業大學頒獎儀式在上海舉行。在此次頒獎典禮上，中國企業大學趨勢引領獎和年度最具影響力企業大學這兩大業內重量及獎項都頒給了建行大學。可見社會各界對建行大學的認可與嘉許。

建行大學的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在我看來，在於它創造性地將產業、教育、金融、科技等因素融為一體，在這個平台上，各方可以提供自己的優勢與特長，並各取所需，互相賦能，相得益彰，形成了強大的正外部性與外溢效應。這正是傳統金融業、傳統教育、以及傳統實業界單靠自身能力無法達及的效果。

舉個例子。正在深圳開發打磨智能眼鏡投影技術的二次創業者李然，與建行建立了深度合作關係。李然身上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愚公精神”，而這也正是建行所看重的。在經歷了幾次互訪之後，李然得到了數百萬元的貸款——事實上，建行與李然的合作不僅限於此。

儘管李然是連續創業者，但在他看來，自己仍然有許許多多的知識空白，有許多事情只是知道但沒有實操經驗。為此，他報名了愚公學院的線下課程，在這裏，不僅有創業成功的前輩口傳心授“創業經”，也有機會結識創業者的“小夥伴”，擴展人脈。由於愚公學院，建行為李然這位創業“種子選手”所能提供的，就不只是一筆冷冰冰的貸款，而是有温度的知識、技能、還有創業的同路人，乃至上下游產業資源，等等。

火樂科技的胡震宇，從2011年開始創業，在羅湖的一間小辦公室裏，當時員工只有五六個人。2019年的雙十一購物節，胡震宇的銷售額突破1億，位於科興科學園B座的辦公室騰起一陣歡呼。

2019年同樣也是胡震宇以授課專家身份參加建行大學愚公學院的“創課堂”項目的第一年。胡震宇表示，自己創業的9年來，“九死一生，幾乎該踩的坑都踩了，該交的學費都交了”，現在希望能夠把自己的經驗分享出來，讓後面的創業者少走彎路。

今年疫情期間，愚公學院面對當時小微企業普遍的痛點，開設了《疫情期間深圳扶持企業措施深度解讀》的公開課。深圳齊物教育創始人房巧紅當時正在為客户推遲復工延遲打款而焦急萬分，同時自己的公司能否復工、一系列複雜的申請手續、防疫物資如何籌備，也令房巧紅一籌莫展。困頓中的房巧紅點開了建行愚公學院的課程，本來抱着試一試的心態，然而兩期課程聽下來卻如獲至寶！

房巧紅説，講師雖然不是大咖，但所講的內容直指中小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例如各區房租減免政策、社保公積金延期、各種補貼政策的申請平台，以及企業應該如何開源節流、怎樣活下來……這一系列話題彷彿一場及時雨，幫助房巧紅度過了難關，更重要的是給了房巧紅這樣的創業者以信心和温暖，讓他們知道，有人一直在默默地關心守護着他們。

此外，疫情期間愚公學院與深交所聯合推出“雲路演”、“雲宣講”和“雲對接”系列活動，通過科技手段把政府機構、創投、創業企業、孵化機構“搬到雲上”，讓投資機構與創業者可以足不出户通過經濟、高效、透明的方式進行對接，為中小創新企業提供政策、資金以及產業的支持。

到目前為止，雲平台活動已經舉辦了7場，總共吸引1466人次觀看。不要小看這1466人次，這些可都是政府機構、創投、孵化器以及創業企業，對他們而言，每一次“雲上對接”都可能決定未來的命運。

通過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建行大學愚公學院本着“一切痛點皆為機遇”的初心，打造連接教育、產業、創業企業、創投、政府的全方位平台，使得各方發揮所長、各取所需，實現了金融服務實體的普惠化和共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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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全社會的閉環效應

工業化時代，所謂創業就是獲得資金、購買設備、生產產品、贏取利潤。在這個邏輯閉環中，沒有創新的概念。工業化的邏輯下，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金融業的模式。

當今時代的創業，更多的是創新，這既包括技術的創新，也包括商業模式的創新和企業組織形式的創新。任何一處的創新，都可能釋放新的生產力，帶來新的增長機遇。

在傳統工業化邏輯下，銀行天然要為財大氣粗或者已經成功的企業提供貸款，因為他們銷售渠道穩固、社會關係廣泛、抗風險能力強，因此工業化時代的金融業天然是服務精英人羣的；到了信息化時代，創業企業的模式本質是創新，而創新的來源往往在於數量眾多的小微企業，甚至在高校——因此，銀行需要服務更廣泛的人羣，不論是企業家、創業者還是普羅大眾。可見，這時候金融業已經天然具有普惠的性質。

在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每一家銀行都在探索以新金融理念服務中小創新企業的模式。而建行無疑是走在前列的。

今年疫情以來，世界各國都在實施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然而收效甚微；中國則率先提出“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強調“定向”實施寬鬆的政策。

事實上，問題並不出在數量，而是出在結構。寬鬆政策釋放的資金，無法去到最需要資金的末端——這才是當今全球金融體系的“病根”。

對此，田國立先生認為，如果把金融比作水，那麼金融體系便是“水利工程”；銀行與金融機構應當做的，是完善金融體系這個“水利工程”，使得更多的中小微企業與普羅大眾能夠享受到“金融甘泉”。

如何做好金融“水利工程”，自然要通過創新。在我看來，無論是“創業者港灣”還是“建行大學”等項目，都是在這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如果説創業者港灣是在創業圈子內部形成閉環，那麼建行大學則是在更廣的範圍內形成全社會的閉環。

這兩項創新，是建行向中小創新企業以及普羅大眾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的重要工具；建行在國有大行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為全行業樹立了標杆。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中小創新企業承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維持經濟增長、承擔創新、提供就業機會等方面。而中小創新企業的發展，一靠資金、二靠人才、三靠技術——這三者中的後兩者，要靠教育來提供。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提供的基礎教育是一方面，而企業大學所提供的職業教育是另一方面，兩者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教育提供人才，提供科技，而科技和人才為企業和創新賦能，最終指向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增加。這正是金融服務實體和普惠金融的終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