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格隆匯專欄：中金研究；作者：吳婷 吳慧敏 趙揚
內容概要
► 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持續影響下，全球發展不均衡進一步加劇。為應對逆全球化和大國摩擦、新興市場國家的增長問題、及中國自身尋求新動能和構建有利國際發展環境的訴求，以產業發展促進增長可持續或是當前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着力點之一。
► 雁行模式曾創造了東亞奇跡，實現日本經濟增長和東亞地區整體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分析雁行模式，可以看到其形成於基於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差異的垂直產業分工時期，成功要素和條件在當前已發生了較大變化。
► 當前國際發展與雁行模式時期主要有三點不同：1）從簡單產業間垂直分工走向產業內或產品內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甚至複合分工，規模經濟發揮作用，未來產業佈局邏輯同時受制於效率和安全考慮；2）中國在全球和區域經濟中的角色愈加重要；3）貿易規則影響區域經濟體系發展。
► 與日本不同，中國具備規模優勢和完備的產業鏈能力，中國在全球的產業佈局或能形成更豐富的多隊列和多層次嵌套雁行模式。產業佈局上，綜合考慮後發優勢加規模效應，而不僅僅是要素稟賦差異；地域範圍進一步擴大；實現“生產-消費”閉環，推動其他國家的可持續增長。
► 在具體做法上，結合國際發展變化，日本仍有經驗可供借鑑。政策建議包括：在對外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發揮對外產業投資潛力；重視技術轉移，同時保持關鍵領域的核心競爭力；企業集羣出海，形成規模經濟優勢；推動更多中小企業參與海外分工佈局；協調政府與企業，關注和把握海外風險因素；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以規則引領國際產業體系構建。
正文
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全球發展出現了重大變化。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從短時衝擊向中長期影響轉變，疊加2022年俄烏衝突，全球增長、貿易和供應鏈格局發生深遠改變。在全球化浪潮順利推進數十年後，國際舞台上大國博弈加劇，逆全球化和脱鈎趨勢日益顯現。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第十個年頭。作為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踐，“一帶一路”日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機遇之路、繁榮之路[1]。從“大寫意”到“工筆畫”，共建“一帶一路”內涵不斷拓展，基礎設施“硬聯通”成效顯著、規則標準“軟聯通”加速推進，在疫苗、綠色、數字、科技等領域不斷取得合作新進展。十四五規劃提到“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2]，站在十年路口，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亦需進一步向經貿與產業合作落地，推動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發展。
回顧亞太發展歷程可以看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日美貿易摩擦、國內產業轉型等挑戰，日本通過向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進行雁行模式逐級產業轉移，在推動國內產業升級的同時，促進亞太區域經濟體系形成，促成了90年代的“東亞奇跡”。當前中國與日本在70年代面臨的內外環境有相似之處，尋找國內經濟新動能、與全球共享中國發展紅利的目標恰與雁行模式成效相對應。但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當前全球發展背景、產業鏈和供應鏈格局、中日自身的特點和優勢也存在諸多差異。
變局之下，如何更好地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再看日本雁行模式的同與不同，我們提出思考與建議。
一、為何再看“雁行模式”
“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台”[3]，對於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面對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以來的全球變化，共建“一帶一路”應當在應對逆全球化和大國博弈趨勢、助力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和為中國高質量增長尋求新動能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歷史上，同為亞太國家和曾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在大國貿易摩擦的不利外部環境下，通過雁行模式不僅實現了國內產業發展、也促進了東亞區域經濟騰飛。再看雁行模式，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進一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
（一）全球發展不平衡加劇
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持續影響全球，給世界經濟帶來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全球增長格局發生深遠改變，突出體現是發展不均衡進一步加劇。
全球未來的增長前景不明朗，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受到的影響更大。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疲軟，IMF預測2023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從2022年的3.2%進一步放緩至2.7%，其中，發達經濟體預計增長1.1%、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3.7%。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受疫情的影響更為嚴重和持久。根據世界銀行研究，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產出較疫情前增長趨勢偏離更大，復甦趨勢弱於發達經濟體。也有研究指出，非洲很難在可預見的將來將GDP佔全球份額恢復到疫情前水平，疫情使非洲減貧出現倒退，約2,900萬人陷入極度貧困[4]。此外，發達經濟體增速放緩將壓低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外部需求。為控制通脹，美聯儲加息步伐堅定，利率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高位，這使新興市場面臨貨幣貶值壓力，外部融資條件收緊、流動性和償債壓力增大，加劇經濟復甦的困境。
新興市場國家內部，能源出口國復甦較好、依賴能源和糧食進口的國家則容易面臨輸入性通脹和債務風險。隨國際貿易恢復及俄烏衝突加劇國際能源供應緊張態勢，油價走高支撐了石油出口國的經濟復甦，IMF預計2022年海合會國家石油相關經濟活動增速高達10.5%、整體GDP同比增速為6.5%，明顯高於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整體水平。但是，部分能源和糧食進口國則面臨嚴重的輸入性通脹和債務風險。IMF數據顯示，2022年食品價格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CPI（同比10.6%）的貢獻超過4個百分點、而能源對亞太地區CPI（同比6.7%）的貢獻達3.6個百分點。內部經濟發展的脆弱性使這些國家的債務問題更加突出，斯里蘭卡、巴基斯坦、贊比亞等國向IMF申請貸款救助。以斯里蘭卡為例，能源、食品短缺和通貨膨脹使其國際收支迅速惡化並陷入債務危機，政府在2022年7月宣佈破產，目前正在等待IMF通過29億美元貸款的救助方案[5]。
特別地，與二戰後數十年不同的是，當前全球發展的和平紅利正在消退。俄烏衝突、地緣摩擦等問題越來越頻繁顯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尋找可行的經濟增長路徑重新成為需要全球共同應對的問題。
圖表1：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復甦較弱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
圖表2：各國貨幣兑美元貶值壓力加大
資料來源：Haver，中金研究院
（二）共建“一帶一路”面臨多重考慮
變局下，共建“一帶一路”的國際環境背景發生改變，面臨來自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和中國自身發展的多重挑戰。
一是逆全球化和大國博弈加劇，國際環境面臨不確定性。疫情和俄烏衝突使發達國家意識到產業鏈安全問題的重要性，紛紛進行產業鏈迴流等佈局調整。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集團化、區域化發展趨勢加強。
二是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面臨挑戰，發展問題凸顯。一部分國家財政收支不可持續，經常和資本賬户雙逆差，在全球變局下進一步暴露發展問題。尤其是依賴能源和糧食進口的國家，在經歷外儲加速消耗、輸入性通脹後，經濟增長出現危機。另一部分依賴能源資源的國家，由於未形成持續提升勞動生產率的經濟部門，在中長期全球碳中和下或面臨根本挑戰。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短期需要解決經濟增長問題，長期需要重建經濟的可持續性。
三是中國自身亦需尋求新的高質量發展動力。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轉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下，中國的對外佈局也面臨新的考慮和調整。站在經濟動能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口，構建有利於“內循環”的國際“外循環”體系，對我國尋找高質量增長動能、釋放經濟活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以產業促增長，雁行模式提供借鑑
結合全球發展變化和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多重挑戰，當前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應當立足於應對逆全球化和大國博弈趨勢、助力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和為中國高質量增長尋求新動能。回顧歷史，同為亞太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曾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在日美貿易摩擦等不利外部環境下，通過雁行模式的產業海外轉移實現了國內發展、同時促進90年代“東亞奇跡”的形成。這啟發我們重新思考雁行模式，並從中尋找經驗借鑑。
雁行模式”最早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6]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後經小島清等學者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東亞雁行模式下，日本作為“雁首”國家，在自身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將低端產業通過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傳遞到區域內發展相對落後的“雁翼”（亞洲四小龍）和“雁尾”（東盟和中國）國家，形成了“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的逐級產業轉移。這一模式促進東亞內部分工和貿易發展，使東亞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鏈條和具備競爭力的區域經濟體系。
從雁行模式的客觀成效上看，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初，東亞主要經濟體[7]佔全球GDP的比重從不足10%提升至近1/4。其中，日本從佔全球GDP不到5%增長至最高佔全球GDP為18%[8]。日本不僅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騰飛，產業投資為本國持續貢獻來自國外的要素收入；“日本-四小龍-東盟-中國”的逐級產業轉移，也完成了東亞生產網絡構建、推動亞洲發展，東亞區域內貿易額佔比從1960年代早期的25%提升至1990年超過40%。
圖表3：日本初次收入主要來自投資收益
資料來源：Haver，中金研究院
圖表4：東亞內部貿易比例持續提升
資料來源：ADB，中金研究院
對中國而言，借鑑雁行模式，以更主動的產業佈局發展實現共建“一帶一路”的新突破或是應對國內外挑戰的可行之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已成為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2021年貨物貿易總額佔全球13.5%[9]、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推動全球價值鏈向複雜分工演進，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不斷提升。從產業角度，一方面，提升中國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的產業合作，能夠幫助發展中經濟體培育增長動能、渡過當前危機，帶動長期發展。在2021年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國也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將緊扣發展中國家需要，聚焦減貧、發展籌資、工業化等重點領域推進務實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發展邁向平衡協調包容新階段。深化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推動形成多元穩定的國際經貿格局，有利於全球發展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在國內金融週期下行、房地產對經濟拉動減弱的背景下，優勢產業領域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深度合作將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和產業中的合作效率，形成有利於未來發展的國際產業局面。
二、雁行模式的本質與日本經驗
那麼，雁行模式有怎樣的實質內涵，日本在促成雁行模式上有哪些有效做法和經驗，又存在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本部分回顧歷史，梳理日本雁行模式的實質特點、做法經驗和影響反思，為後文進一步思考提供基礎。
（一）如何理解雁行模式？
如前所述，東亞雁行模式以日本作為“雁首”國家，形成了“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的逐級產業轉移。從歷史背景看，雁行模式誕生於日本擴大對外開放的階段。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1）1950年前的戰後經濟恢復，實行進口管制、外匯配額；2）1950-60年代向市場經濟轉型，60年代池田內閣宣佈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培育中產階級、實現經濟快速增長；3）19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石油危機衝擊資源產業的背景下，伴隨對外投資大幅放開，企業向外投資設廠；4）1980年代後期以《前川報吿》為標誌，轉向擴大內需以糾正對外貿易大幅順差，同時仍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援助；5）1990年代以來，泡沫經濟破裂、經濟陷入停滯，重點加強與亞洲的合作，推動多邊區域貿易協定。其中，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1970至90年代前期分別是日本經濟快速增長和穩健增長的兩個階段，雁行模式主要發生於70-90年代，以日本擴大對外開放為背景。
圖表5：戰後日本經濟發展階段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
雁行模式的核心是產業向外梯次轉移。日本國內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是推動產業轉移的主要因素。日本國內主導產業經歷了50-60年代食品和紡織服裝、70年代重化工業、80年代一般機械和運輸機械、90年代電子信息的轉型升級歷程，對外直接投資緊隨產業發展，在轉移多餘產能方面發揮重要作用。70年代化工金屬、80年代運輸設備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佔製造業份額持續上升，相應行業增加值在製造業的份額下降，顯示了製造業結構的升級。90年代電子信息產業快速發展，日本加大對外直接投資，但並未使國內電氣機械行業增加值佔比下降、反而推動了國內行業發展，這與電氣機械行業的特點和貿易分工特性有一定關係。
另一方面，日本產業轉移也伴隨着與發達國家貿易摩擦的歷史背景。美日從1955年開始發生貿易摩擦，前後大體經歷了50年代紡織品、60年代鋼鐵貿易、70-80年代彩電和汽車、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半導體產品貿易摩擦，客觀上推動日本加速產業轉移。日本大規模的海外產業轉移自70年代中後期開始，為應對彩電、汽車和機牀為代表的加工組裝製造業貿易摩擦，日本企業打造海外生產基地，將零部件生產環節外移、國內仍保留組裝。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國內組裝環節也向海外轉移，以保持成本優勢和出口競爭力。
圖表6：日本主要產業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
資料來源：日本統計局，JETRO，中金研究院
從貿易和產業的視角，雁行模式的基礎是傳統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要素稟賦差異是產業在區域內梯次轉移的條件。在新古典經濟模型和傳統貿易理論中，國際貿易取決於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由此推演，在一般情況下，發達經濟體生產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或高技術密集產品，發展中經濟體生產具備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或低技術密集產品，以分工和貿易實現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最優資源配置，能夠提升雙方的增長效率。同時，由於勞動力難以跨國自由流動，對勞動力成本敏感的產業或環節會天然地轉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從而在國家間形成不同產業或產業內部的垂直分工。
20世紀70-90年代東亞內部各國發展階段和資源稟賦的差異是雁行模式形成的必要條件。1970年，日本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40%，新加坡、中國香港相當於不到20%，印尼、泰國、菲律賓和中國內地則不到5%。產業結構上，1970年製造業佔日本GDP的比例已達到35%，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還是農業國，農林牧漁在經濟中佔比1/3，製造業佔GDP的比例僅分別為10%、15%和16%。不同的要素稟賦基礎促成了以日本為雁首的雁行產業轉移模式，東亞發展較落後的國家通過承接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轉移，抓住了融入區域乃至全球分工體系，並實現國內工業化進程的機遇。
特別地，雁行模式下的東亞區域經濟體系存在“生產在內、市場在外”的突出特點。雁行模式從要素稟賦的角度構建區域經濟體系，本質是形成區域生產網絡。日本提供投資和技術，亞洲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接受投資並提供廉價勞動力，需求和最終市場則主要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區域內部的生產分工上，日本提供零部件和中間品，出口至東亞國家（或地區）進行組裝，最終品銷往美國市場。由此形成東亞國家（或地區）對日本貿易逆差，美國對東亞國家（或地區）和日本均貿易逆差的格局。90年代前中期，東亞國家（或地區）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擴大，一度達到758億美元；美國對東亞國家（或地區）的貿易逆差則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迅速擴大，中國貢獻美國對東亞貿易逆差的份額從2001年的33%擴大至2021年81%。貨物貿易的不均衡，使東亞的區域國際收支最終通過日本和中國大量持有美國證券資產得以平衡，加強和固化了失衡[10]的局面。
圖表7：1970年東亞各國（或地區）產業結構差異
資料來源：UNCTAD，中金研究院
圖表8：雁行模式下的貨物貿易差額
資料來源：IMF，中金研究院；注：東亞國家（或地區）包括中國內地、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
（二）日本促成雁行模式的經驗
作為雁首國家，日本獨特的企業組織形成的出海模式、有效的政策開放和出海支持舉措，有效促成了雁行模式，提供了經驗借鑑。
企業角度，大型跨國企業在雁行模式的形成中起到核心作用，日本在東亞的產業佈局實際上是國內“Keiretsu”模式的海外延伸。Keiretsu分為財團（橫向）和企業集團（縱向）。財團通常以資本為紐帶形成由金融機構（主辦銀行）、綜合商社和實業企業的橫向鬆散聯合，內部交叉持股、信息傳遞和交流速度快。企業集團則是大型企業母公司垂直領導下的企業羣體，往往將集團外的中小企業羣體作為長期穩定的經營和交易對象（外包公司）納入業務經營體系、構成利益共同體。外包公司可以向水平方向延伸，例如三菱公司擁有近200家成員公司；也可以向垂直方向整合，例如豐田公司擁有超過170家初級供應商和4000多家二級供應商。“Keiretsu”模式使日本企業在海外佈局時大多采用海外分包的形式，注重培養長期合作關係，往往要求當地企業提供獨家合作，形成了關係型、較為排他和穩固的產業聯繫。
“Keiretsu”模式下，大型跨國企業在東亞的佈局促進了雁行模式的形成。
一是對外直接投資以貿易和產業發展為導向。日本在東亞的直接投資因各國（或地區）資源稟賦不同而存在差異，例如對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集中投資於資源，對中國香港集中投資於商業和服務，對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集中投資於製造業分工；並且，投資的產業隨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和比較優勢變化而持續轉向。相比之下，美國在東亞的投資則集中在銀行保險和石油領域且少有變化，僅反映了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網絡佈局、資源和市場開拓的動機[11]。
貿易和產業導向的直接投資對各國（或地區）經濟增長和貿易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貿易方面，日本對韓國、泰國和中國台灣的直接投資顯著改善了這些國家（或地區）對日本的“出口/進口”比例；日本企業調查數據也顯示，相較1975年，1983年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等對日本的“出口金額/進口金額”比例提升。特別地，對於幫助接收國（或地區）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生產中間品的直接投資，改善貿易情況的效果更為突出[12]。這説明日本企業對東亞的直接投資帶動了區域國家（或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相應貿易的發展。
圖表9：日本和美國在東亞的直接投資對比
資料來源：Kiyoshi Kojima (1985)，中金研究院；注：以上排序數據均為直接投資存量，日本數據截至當年3月
二是注重對外投資過程中的適度技術轉移和當地人才培養。“Keiretsu”模式下，海外分包往往採取設立合資公司的方式，分包巨頭可以向夥伴公司派駐高級管理人員、加強對合作夥伴的管控。由於將合作的中小企業羣體視為利益共同體，日本企業在海外除盈利目標以外，還注重當地員工的使用和培訓、並將技術交予當地。日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技術多為標準化生產和已經較為成熟的知識經驗，與接收國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相適配，技術接收難度較小；並且，這類技術往往是“人力密集”而非“資本密集”型，通過人與人合作傳授。相比之下，美國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對外直接投資更多在各國（或地區）設立全資子公司，轉移的技術與接收國的實際情況往往有較大差距，這導致很多技術轉移並不成功。整體上，隨着日本生產環節外移的技術並非關鍵核心技術，較高增加值的技術仍然牢牢掌握在本國的企業母公司手中。
三是形成產業和金融共同出海、中小企業組團出海的模式。一方面，綜合商社不進行生產活動，但通過投資參股和提供綜合服務，維持與企業的長期合作關係；具備原料和產品的貿易代理權，帶動財團關聯企業的共同投資。財團內部的金融機構（主辦銀行）為企業提供融資。綜合商社還能夠提供倉儲物流和信息職能，通過龐大的信息網絡觸角蒐集海外各國信息進行綜合性、戰略性研究，提供各式各樣的信息服務。綜合商社往往由接收國持股50%、日本製造商持股25%、貿易公司自身持股25%[13]。另一方面，財團內部的上下游關聯企業，如主機廠和配件廠也願意抱團佈局海外市場，因其內部存在長期交易和合作關係、甚至享有共同資產。
政府角度，政策開放和配套支持為產業轉移提供便利。日本官方並未公開評價雁行模式理論，但無論是60年代後期開始的日本產業海外轉移歷程、還是80年代末提出的“東亞經濟圈構想”[14]，日本推動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思路遵循雁行模式軌跡。從政策開放到投融資，形成了全方位的出海政策支持。
一是推行資本自由化。1970年代日本放鬆資本管制，逐步取消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限制。1980年全面修改《外匯與外貿管理法》，在法律上允許自由對外貸款。此後，銀行、保險和證券公司的業務限制進一步放寬，允許日元自由兑換、放寬外匯期貨交易管制等。資本自由化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了基礎。
二是全方位的投融資和出海支持。1）政策性銀行提供海外融資。日本早在50年代就設立了日本進出口銀行和日本發展銀行，向海外私人投資提供優惠利率貸款。1999年合併日本輸出入銀行和海外經濟協力基金，設立了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作為政策性銀行支持日本企業進行海外拓展。JBIC一般採取兩步貸款，即通過合作的東道國銀行或日本銀行在當地的分行將資金給到日本企業[15]。2）海外投資保險和損失準備金制度。日本於1956年設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1957年增設海外投資收益保險，1972年建立海外礦產能源投資保險制度。在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下，若企業提前按照一定投資比例提交了準備金，在海外投資遭遇損失時可立即獲得保險以外的準備金補償。3）官民聯合推動對外投資。例如，由日本經濟同友會設立的日本亞洲投資株式會社（JAIC），早期的最大股東是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80年代JAIC在東盟各國成立辦事處，積極推動日本對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投資[16]。4）支持人才和信息交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在日本、亞洲其他國家、非洲、歐洲和美洲等各地設有辦事處，收集並彙總當地信息，由專家向國內外企業提供貿易和投資諮詢服務[17]。日本海外技術者研修協會（AOTS）為發展中國家學員提供研修培訓，促進技術合作[18]。
特別地，日本大力支持中小企業進行海外拓展。日本經濟產業省下設中小企業廳作為中小企業的最高組織管理機構，由政府出資建立了一批中小企業服務機構，如中小企業基礎整備機構（SMRJ），為走出去的中小企業提供經營諮詢、投資培訓、派遣專家等服務。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專門設有針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項目，其他政策性金融機構如工商合作社中央金庫、日本政策金融公庫（JFC）等，也為中小企業開展境外業務提供融資。舉例來説，日本政策金融公庫通過備用信用證計劃支持中小企業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機構以本幣計價進行融資，併為缺乏抵押品或信譽的中小企業在開展業務籌資時提供擔保[19]。在政策支持下，日本中小企業踴躍出海，1997年日本實施直接出口的中小企業佔中小企業總數的16.4%，大企業為28.8%；設有海外子公司的中小企業佔中小企業總數的6.0%[20]。從1996年到2000年，日本中小企業海外子公司的銷售額增長35%，外包生產比例從1985年的3%提升至2000年的14.5%[21]。
三是圍繞基礎設施建設的對外援助為產業海外佈局和直接投資打下基礎。日本先後於1954年和1960年加入科倫坡計劃、開發援助集團[22]，逐漸融入西方援助體系。自1950年代開始，日本就與亞洲開展經濟合作。1965-2004年，日本累計對東亞國家（或地區）淨援助支出達613億美元，佔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對東亞國家（或地區）淨援助支出的58%[23]。日本對東亞國家（或地區）援助的80%以貸款形式提供，其中，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是援助重點。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數據顯示，日本援助貸款超過一半用於電力、交通運輸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對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基礎設施的援助建設解決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生產瓶頸，間接促進私人資本流入[24]。此外，日本還加強對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和社會情況的研究，根據研究成果開展政策對話（如菲律賓1987年、泰國1989年等）、及時修改援助方案，更好地從中長期角度提供援助。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企業和政府促成雁行模式的舉措在東亞國家（或地區）穩定開放的宏觀制度環境下才得以取得最終的積極成效。作為日本產業海外轉移的對象國，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進程經歷了相仿的發展階段，在脱離殖民統治後，由於初期進口替代政策發展受阻而轉向出口導向和對外開放的制度環境。穩定開放的宏觀制度環境使雁行模式下日本企業出海得以避免東道國的制度風險等不穩定因素，而這恰恰説明日本雁行模式的形成更多是企業遵循市場規律、評估潛在風險後的行為演進形成的模式和結果。
（三）雁行模式對日本國內產業的影響
伴隨產業轉移和對外投資，國內產業空心化問題不斷受到日本各界關注。日本國內先後掀起了三輪關於產業空心化的討論，分別是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推動製造業企業海外轉移，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國內企業尋求海外擴張，和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日本製造業生產基地大規模向中國轉移時期。
從客觀結果看，日本國內製造業出現了空心化現象，製造業增加值和就業人數佔比下降。自雁行模式產業轉移開始，日本製造業增加值貢獻GDP的比例明顯下降，從1970年代初佔GDP的35%下滑至2000年代初佔GDP的20%左右。伴隨日本製造業海外生產比率從90年代初的6%提升至2010年18%，日本製造品也越來越依賴進口，進口滲透率從90年代不足10%提高至2010年超過16%。製造業僱員數佔全行業的比例也從1970年代初的35%持續下降至2019年佔比僅16%。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調查，日本企業海外僱員數從1992年124萬人增長至2010年464萬人[25]，國內製造業僱員數則從90年代中期1500萬人下降至2010年1000萬人左右。日本產業海外轉移更多為東道國創造了就業機會，因日本企業海外附屬公司僅有部分研發和管理人員是日本僱員。
圖表10：製造業增加值和僱員佔比下降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中金研究院
圖表11：日本製造業進口滲透率不斷提高
資料來源：Ando & Kimura (2017)[26]，日本經濟產業省，中金研究院
但是，並非所有向海外產業轉移的國家都會出現空心化。國內製造業空心化的成因及其與產業轉移的關係，需要綜合兩方面考慮：一是產業轉移對國內產業發展的影響，產業海外佈局可能替代國內生產，也可能與國內生產互補、創造新的生產；二是若產業轉移造成國內產業外流，是否有新的產業發展來填補產業轉移後的空白。日本在雁行模式後90年代出現的製造業空心化主要由於雁行模式下不斷以新的主導產業替代舊產業，而處於產業梯隊頂端的國家，在產業轉出後一定時期內尚未發展出完善的替代新興產業，造成了空心化局面。
在雁行模式下，日本產業海外轉移對國內生產活動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在雁行模式的產業梯次轉移下，日本國內製造業的主導產業不斷進行更新和替換，實現從食品和紡織等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一般機械、運輸機械和電子信息產業的蜕變，轉移後舊有產業在國內製造業增加值中所佔的份額下降。從海外佈局對國內現有產業的具體影響看，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分析，綜合產業外移後的出口替代、出口誘發和進口效應，海外經濟活動對日本國內生產的影響在1993年轉為負值，使國內生產收縮5000億日元，這一負面影響在1996年擴大至6萬億日元。
但90年代日本製造業空心化更關鍵的原因在於新的主導產業發展欠缺，以至於在產業海外轉移後國內出現新興產業的發展空白。以主導的電子產業為例，90年代初日本電子產業發展出現方向失誤，由於半導體企業拒絕設計和代工的專業分工而維持“大而全”的高成本生產模式、未能及時研發新興市場需求的低成本產品，錯失了維持半導體產業全球競爭力的良機。日本對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保護性產業政策也是新興產業發展乏力的原因之一，伴隨日本產業海外轉移，對外直接投資大幅流出，但同時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在早期卻沒有相應提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日本引入先進技術，以產業創新和技術升級來填補產業轉移後空白的能力。
2000年以來，日本製造業逐漸找到發展方向，製造業規模維持相對穩定，並實現結構優化、技術實力大幅提升。製造業增加值佔日本GDP比例穩定維持在20%左右，並在新能源、生物醫藥、機器人研發和精密製造等領域建立全球競爭優勢，在工業前沿領域穩居世界領先。這是因為日本在海外產業轉移與本土產業發展、國內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力方面均有所突破。
一是轉移產業與本土產業關係上，日本企業運用海外佈局促進國內生產。2003-2008年日本企業海外法人面向當地、第三國的銷售額佔比穩定維持在88%左右[27]，新市場開拓創造了中間品需求，而中間品出口促進日本國內生產的擴大。海外轉移對本土企業的崗位創造也有積極影響，尤其是對中小企業，有研究顯示，2004-2012年日本製造業轉移對本土中小企業崗位形成了淨創造效應[28]。伴隨產業轉移流失的低端就業崗位被新創造的技術和其他崗位所替代，也帶動了日本勞動力技能和企業技術密集度提升。
二是在新的產業競爭力構建上，日本加強了國內研發投入、保持高附加值生產能力。日本政府於1995年開始制定五年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政府對基礎研究持續投入，基礎科研投入與企業向上遊核心技術轉移形成合力。企業方面，大型跨國公司進一步強化日本總部的研發功能，在國內保留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能力。根據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公佈的調查結果，2017年日本製造業企業在國內保留有“母工廠”的佔比近60%，“母工廠”的功能是開展前沿技術研發、生產核心部件。日本製造業研發強度也有明顯提升，研發投入佔製造業增加值的比例從1995年7.7%增加到2009年佔比12.3%，尤其是電子、機械行業，研發強度提升更為明顯。這使日本製造業得以往高技術密集環節沉澱。此外，日本也加大吸引外資來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發展，2008年後日本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有所提升，其中較大比例來自美國。
圖表12：日本製造業企業研發強度提升
資料來源：OECD，中金研究院
圖表13：日本直接投資流入和流出懸殊
資料來源：JETRO，中金研究院
三、相較雁行模式時期，當前國際發展有什麼不同？
雁行模式的核心是產業海外轉移，與全球及各國產業發展階段、國家力量對比等外部和客觀因素也緊密相關。那麼，當前國際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思考未來全球的產業佈局模式？
（一）國際分工：垂直向水平及複合模式的轉變
隨着東亞區域生產網絡逐漸發展，東亞國家（或地區）間的分工模式也在發生變化。90年代中後期，東亞國家（或地區）的貿易聯繫從產業間貿易走向產業內貿易[29]是明顯趨勢，尤其是在電子產品、一般機械和精密儀器行業[30]。產業內貿易的形式也有區分，垂直貿易快速發展，水平貿易份額有所提升。從國別來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產業內垂直貿易增長顯著，中國表現為垂直貿易引領、產業內水平貿易份額也有增長。
貿易方式的演變顯示東亞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邏輯已在發生改變，貿易越來越不僅僅依賴於要素稟賦差異，生產中的規模經濟替代傳統要素稟賦成為現代競爭優勢的來源。新古典經濟模型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已無法完全解釋東亞產業分工的演進。在此背景下，新的理論關注到市場對貿易的影響，以規模效應解釋新現象的出現。新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在日益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下，需求邊界的拓展推動產品多樣化和生產專業化，同類產品在不同國家生產可能存在差異，催生國家間的產業內水平貿易；中間品越來越多樣化，促進產業內的複雜垂直貿易發展。由於規模效應的存在，技術優勢得以被充分利用；更多的貿易機會鼓勵生產的專業化和多樣化，生產者也會進行更多創新，如此良性循環，推動貿易的擴張。
圖表14：90年代中後期，東亞區域內部貿易開始走向產業內貿易
資料來源：Kyoji (2003)，中金研究院；注：以上箭頭指示為1996年到2000年的變化；圖中的點到水平線的距離表示該類貿易的份額，例如點到OWT-HIIT水平線的距離表示VIIT貿易的份額、點到HIIT-VIIT線的距離表示OWT貿易的份額
在規模經濟的邏輯下，基於資源稟賦比較優勢、以產業間貿易和標準化生產分工形成的產業內垂直貿易為特點的雁行模式不再適用。規模經濟瓦解雁行模式的另一個原因是，廉價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很容易在大市場中被取代。新經濟地理學認為規模能夠產生“集聚效應”，由企業集聚產生的知識和技術溢出能夠創造出專業化水平更高的中間品市場，勞動力市場的集聚帶來知識和經驗的共享，在提升效率的同時可能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新技術下誕生的數字經濟對低成本勞動力的替代也是規模改變要素比較優勢的例證。
規模經濟解釋了東亞國家（或地區）間產業內垂直貿易和水平貿易的發展，這也是電子設備、一般機械和精密儀器在東亞能夠迅速發展的原因。1996-2000年東亞國家（或地區）計算機電子光學、電氣設備和機械設備毛出口額的年均複合增速分別為8.1%、11.3%和4.0%，到2001-2005年時年均複合增速分別大幅提升至16.3%、16.3%和16.6%[31]。此外，東亞國家（或地區）經過雁行模式下的產業追趕，生產水平提高，也為產業內垂直和水平分工提供了條件。
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信息技術快速迭代的特點迅速縮小國家間的技術差距，使得產業內分工模式不再是基於穩定比較優勢的垂直分工，分工模式快速迭代並不斷改變。這給美國大型跨國企業突破日本在東亞通過“Keiretsu”模式構築的關係型、相對穩固的生產網絡提供了契機。美國跨國企業尋求國際合作重在滿足即時需求而不是長期合作，這恰恰符合信息產業特點；日本大型電子企業在經歷90年代經濟泡沫、研發資金匱乏的背景下，也開始從穩固的合作伙伴轉向臨時交易性的合作模式。在分工模式改變的推動下，東亞形成了新的更為獨立的生產中心，例如2000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成為獨立的零部件供應中心，雁行模式下的生產合作變得鬆散。
特別地，從要素稟賦到規模經濟，從簡單垂直分工到產業內垂直和水平分工，國際貿易成本施加的影響是不同的。在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下，垂直分工對比產業轉移後在要素富集國生產所帶來的成本下降與轉移過程自身的成本（包括建廠的固定投資、運輸成本等），對國際貿易成本的敏感度較高，與國際貿易成本是負相關關係。在規模經濟的邏輯下，核心競爭力來自集聚產生的創新，貿易成本對產業內複雜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影響是居於次要地位。更特殊的情況是，國際貿易成本對水平分工有正向促進，當貿易成本較高、在企業層面的生產比在工廠層面的生產更有規模效應時，企業可能傾向於在市場所在地提供商品和服務、以此規避貿易成本的影響。
未來的國際分工會如何變化和調整？過去二十年，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驅動產業內貿易進一步發展至產品內貿易，但垂直和水平分工的邏輯仍然適用。貿易協定的發展使全球平均關税率大幅下降，運輸和通信技術發展帶來物流和溝通成本降低，國際貿易成本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但2020年以來出現的新冠疫情、地緣衝突等，使全球衞生、安全等事件進入視野，給貿易成本帶來了經濟因素以外的影響；發達國家的逆全球化思潮也在阻擋全球化的步伐。貿易成本的不確定性可能促進水平分工，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客觀存在使垂直分工仍具備動力，比較優勢疊加規模經濟可能是未來國際分工和產業佈局的邏輯。同時，在效率和安全的雙重考量下，未來有可能形成更多在特定地域內垂直整合的水平分工。但無論如何，過去雁行模式的國際分工基礎已經改變，未來的全球或區域經濟和產業體系將演變出新的模式。
（二）規模改變比較優勢
在規模經濟推動下，東亞生產、貿易和投資的核心動力源轉向了中國，深遠地改變了區域和全球的發展格局。
隨着全球化發展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起飛，全球經濟格局和20世紀80-90年代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從貿易流向來看，全球主要的貿易順差國幾經更替，當前中國貿易順差優勢顯著。70年代前中期，美國是全球製造業大國，計算機、半導體和通信行業蓬勃發展，掀起的信息技術革命浪潮席捲全球。80-90年代，日本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兼顧產品創新和流程創新使其機牀、汽車、電子信息等行業持續具備全球競爭力。進入21世紀，得益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在全球貿易的份額持續顯著提升，貿易順差保持領先。中東能源資源國的貿易狀況則隨國際能源價格而起伏波動，從70-80年代初期貿易順差、到80年代轉為逆差，再到90年代重回貿易順差並且近年來保持在高位。
圖表15：全球主要國家貿易差額變遷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注：東南亞五國包括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中東四國包括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
與貿易相對應，全球投資流向的變化顯示了國際格局的演變，中國和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重要性持續提升。直接投資可以反映一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活躍度和重要程度。從全球直接投資淨流出來看，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直接投資淨流出佔全球比例持續下降。歐盟國家間的經貿往來活動較為密切，直接投資佔全球比例保持較高水平，但從2005年以來也在逐步下滑。伴隨雁行模式，日本經歷了70年代資本管制放開和90年代中後期日元升值帶動的兩波對外投資小高潮後，在2010年以來繼續加大對外投資。最為突出的是，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2010年以來快速增長，從2010年佔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淨流出的3.2%迅速增長至2020年14.5%。另一個角度，全球直接投資的淨流入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從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域來看，顯著的趨勢是從70-80年代的美國轉向了2010年以來的中國和東南亞。其中，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球的份額從2010年11.8%增長至2020年佔20.1%。
圖表16：全球主要國家FDI淨流出與淨流入趨勢演變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注：東南亞六國包括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
亞洲新興經濟體也正在成為全球最主要的消費市場。隨着經濟起飛，亞太地區對消費的需求不斷增長。從1970年到2020年，歐洲的家庭消費支出在全球的佔比從38%下降到24%，美國從33%下降到30%。而隨着工業化推進、中產階級崛起和個人財富積累，亞洲新興經濟體正在釋放人口規模帶來的消費潛力。尤其是中國，家庭最終消費支出佔全球的比例從1970年的3%大幅增長至2020年12%，東南亞和南亞的家庭消費支出佔比也從5%提升至8%。在新經濟地理學的規模經濟邏輯下，大規模的國內需求市場將觸發本地效應，通過產業的後向關聯和前向關聯吸引上中下游產業和生產要素集聚，積累並釋放規模紅利。亞洲新興經濟體當前的消費規模與其人口全球佔比仍有一定差距，消費市場潛力仍有很大釋放空間。
除貿易、投資和消費規模帶來的潛力外，在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逆全球化思潮可能阻礙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紅利的大背景下，一國天然規模的優勢將更加顯著；知識型經濟下新興產業的發展也更有賴於規模優勢的發揮。這將使規模進一步成為獨特的比較優勢。
（三）貿易規則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加強
雁行模式形成於貿易協定尚未大規模發展的時期，產業佈局的經濟邏輯作為主要推動力促成了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構建。90年代以來，在內外因素的共同影響下，東亞貿易協定蓬勃發展，成為塑造區域經濟的一股新力量。
東亞地區積極支持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非歧視多邊規則。從1960到1990年，全球平均關税率下降了一半以上，為雁行模式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在日本產業海外轉移的過程中，對貿易規則的使用並不充分。一方面，早期東亞國家（或地區）對特定產業實行進口替代、偏好貿易保護政策，典型案例便是汽車，泰國汽車行業在70-80年代末不斷提升本地零部件佔比要求、並對整車和零部件進口徵收高關税，直至1997年金融危機後才轉向出口戰略。另一方面，使用貿易規則也僅有關税上的微小優惠，這對運用貿易規則的激勵不大。通過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對企業調研數據的研究顯示，日本企業在東亞的附屬公司對貿易規則的使用並不多，企業越小、產品越單一，使用貿易規則越少[32]。因而，90年代初期東亞的區域化進程發展仍很緩慢，除1991年老撾和泰國、1992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協定，東北亞國家對區域貿易自由化並不積極。
但在90年代中後期，幾個因素推動東亞轉向貿易協定：一是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立，使亞洲意識到要成為整體來提升區域的國際競爭力；二是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東亞國家（或地區）需要應對共同挑戰來恢復增長與穩定；三是WTO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停擺、多邊主義陷入危機，亞洲需要新的規則來協調利益、確保安全；四是客觀上東亞貿易快速發展，尤其是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使區域貿易向着構建區域生產網絡的方向演進，而貿易協定能夠進一步消除壁壘，強化區域生產網絡。因此，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國家（或地區）簽署的貿易協定數量井噴式增長，截至2020年東亞各國（或地區）簽署的貿易協定[33]數量普遍在20-30個。
圖表17：全球平均關税大幅下降
資料來源: Our World in Data，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
圖表18：東亞1998年後大量簽署貿易協定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ADB，中金研究院
與歐盟和北美推動區域融合的政治動機不同，東亞貿易協定的發展有很強烈的區域經濟獨立動機，是植根在區域生產網絡基礎上的。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國家（或地區）簽署的貿易協定以雙邊為主（佔約80%），因為雙邊貿易談判的相對成本較低、更容易達成一致[34]。區域層面的貿易協定推進較慢，2022年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重要突破，統一的原產地規則解決了亞太地區錯綜複雜的貿易協定造成的“意大利麪條碗”[35]效應，為區域內部要素低成本流動和配置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但貿易規則逐漸引入了各國利益博弈，使區域經濟發展開始交織更多非經濟因素。中、日、韓積極推動貿易協定的動機並不相同。圍繞鞏固區域生產中心的地位，中國積極簽署貿易協定以確保出口市場、加大對外投資；日本重點保護本國跨國公司在區域內的生產網絡和供應鏈；韓國則希望利用與歐美的貿易基礎，以簽署區域內部貿易協定的方式成為歐美進入東亞的門户[36]。貿易規則也給區域外大國介入和影響區域經濟提供了手段，例如美國曾希望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維持在亞洲的影響力；拜登宣佈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試圖以碳減排、數字經濟、跨國税收等新規則重申印太領導地位[37]，關於建立印太地區產業鏈預警系統和繪製關鍵礦產產業鏈圖的提議明顯服務於本國經濟和安全利益。
新興產業發展也使規則在塑造區域經濟秩序方面可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數字經濟發展的邏輯是規模經濟，新技術使其規模擴展具有低甚至零邊際成本的特徵，發展有很大的自由度。規則可以規範發展、也可能助長髮展中出現的問題，例如數字經濟給先發國家帶來自我增強的優勢以實現和鞏固壟斷地位，在國際上容易造成新的貧富分化、拉大發展差距；在規則制定領域的弱勢話語權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不平等，這使規則對於公平合理的經濟秩序的引導更加重要。數字經濟下的服務貿易、數據主權和安全等問題也可能產生大量國際摩擦，給貿易規則發展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貿易規則成為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新的重要變量。
四、中國優勢：變局下的新雁陣
面對國際發展的變化，中國所處的位置和自身優勢決定了未來能夠構建怎樣的國際佈局和分工體系。這也成為思考如何推動“一帶一路”國家增長、構建有利於我國發展的“外循環”體系的出發點。
（一）中國與全球的經濟聯繫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使中國經濟飛速發展。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1年GDP總量佔全球18%，製造業增加值全球佔比也從1970年的3%增長至2020年的29%[38]，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貨物貿易差額能夠簡單反映貿易的相對比較優勢。從貨物貿易差額角度，中國和全球的貿易可以簡化為三組關係：進口中間品並出口最終品，單一[39]進口或出口最終品，以及能源資源進口。三組關係發生在中國與不同國家的貿易間。其中，進口中間品並出口最終品主要發生在中國與東南亞新興市場國家間，中國從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進口初級工業品進行生產加工，也向這些國家出口技術含量較高的加工工業品和資本品。單一進口或出口最終品主要發生在中國與發達市場間，中國向美國、英國、荷蘭、意大利等國大量出口加工工業品和資本品，也從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和瑞士等國進口加工工業品，説明在一些特定產品領域這些國傢俱備領先的高技術水平。能源資源進口則主要發生在中國與俄羅斯、中東及拉美國家間，俄羅斯和中東地區國家是中國重要的原油供應來源，祕魯、智利和巴西等國提供了重要的資源類初級工業品。
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更接近中下游，這與日本當年在雁行模式中所處的位置有所不同。在雁行模式的生產關係中，日本既是中間品的提供者，也是部分最終品的生產者。表現在貿易差額上，90年代日本的貿易順差同時來自中間品和最終品，1995年中間品和最終品分別貢獻日本貿易順差的38%和62%。而2000年以來中國製造業飛速發展帶來的貿易擴張，順差全部來自最終品，中間品始終是貿易逆差。這反映了當前中國製造業的優勢主要來自於產成品；中國所處的產業鏈位置更靠近中下游，離終端消費者距離較近。
圖表19：日本與中國貿易差額結構對比
資料來源：OECD，中金研究院
圖表20：中國前二十大貨物貿易順差（逆差）國家和地區及順差（逆差）來源結構
資料來源：UN Comtrade，中金研究院；注：紅色代表逆差、藍色代表順差，顏色越深、佔比越高，每行比例加總為100%
在海外開拓的地域選擇上，中國與日本當年也有差異。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集中於新興市場國家，日本則同時佈局發達和新興市場。截至1996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地域分佈中，亞洲佔比1/3，美國和歐盟分別佔36%和17%。日本對歐美髮達市場的投資自1970年代末開始、80年代快速增長，主要為應對美國和歐盟針對日本在電子、汽車行業的貿易摩擦，通過加大直接投資以維持市場份額。中國的對外投資則主要集中在亞洲、拉美等地，對歐美市場的投資份額較小，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企業在經驗和能力方面的差距。對外證券投資資產存量的地域分佈也呈現類似特點。90年代以來，日本對美國和歐盟證券資產的持有比例維持在合計60%以上，中國這一份額則較小。
此外，國內企業逐漸取代外資企業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經貿活動的主體。90年代中後期，大型跨國公司加大對中國投資，外資企業在中國出口貿易中的份額快速提升，帶動國內產業融入全球貿易和價值鏈。在2006-2007年高峯時，外資企業佔中國進出口貿易額的比例達到約60%。隨着中國產業鏈的發展完善、國內企業競爭力提高，外資企業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份額逐步下降，2022年已降至30%左右水平。國內企業發展壯大，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經貿活動的主力軍。
圖表21：中日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資產地域結構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中國外匯管理局，Haver，中金研究院；注：中國香港佔中國內地對亞洲投資存量的87.5%，中國內地對中國香港直接投資存量的45%投資於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中國香港佔中國內地對亞洲證券投資資產存量的88.6%
圖表22：外資企業在中國對外貿易額中的佔比有所下降
資料來源：CEIC，中金研究院
（二）發揮規模比較優勢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先後經歷了人口紅利和金融週期紅利釋放後，在金融週期下行階段，迫切需要尋求新的發展動力。中國未來的發展優勢集中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需求和規模。二戰後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浪潮下誕生了不少富裕小國，因為小國能夠利用全球分工擴大潛在規模，充分享受超越國土面積範圍的規模經濟紅利。但在當前逆全球化背景下，一國天然規模的重要性愈加凸顯。中國的規模優勢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需求將對增長形成持續支撐，中國的國內消費市場仍有很大的潛力尚未釋放。2020年中國家庭最終消費支出佔全球比例12%，低於GDP（18%）和人口（18%）的全球佔比。另一方面，市場規模對生產端的促進日趨重要。規模優勢帶來報酬遞增，能夠吸引產業集聚、通過範圍經濟擴張產品種類促進效率提升。中國在產業鏈的位置靠近中下游，對下游市場響應及時，有利於規模優勢發揮。
二是完備的產業鏈能力。中國製造業產業門類齊全、產業體系完整、產業鏈配套能力全球領先。截至2022年6月底，在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40%以上產品的產量排名中國是位居世界第一的[40]。受益於規模經濟，中國在一些產業領域，例如標準化生產製造、需要一定知識含量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以及需要一定技術積累的產業上已經形成了優勢。上中下游較為完備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羣使中國在進行國際產業佈局時同時具備縱向和橫向拓展的能力，在應對複雜的全球產業鏈調整時能夠採取更為靈活的應對策略。
三是發展新興產業的比較優勢。新興產業的誕生和發展遵循規模經濟邏輯，中國在其發展中具備比較優勢。以數字經濟為例，中國龐大的人口和市場為平台經濟提供了廣泛運用的空間，積累的大量數據資產具備轉換為生產力的潛力。數字經濟與製造業的深度融合使“微笑曲線”走向扁平化，研發與製造、製造與服務的一體化使中國在製造業全產業鏈優勢基礎上可能誕生更多“工程式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實現趕超。再比如光伏和風電等新能源，技術具備更強的製造業屬性，能夠以效率提升、材料迭代和規模效應來降低成本。
四是資本積累及潛力。中國的儲蓄率長期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超越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為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投資提供了雄厚的資本。2020年，中國儲蓄規模佔全球比例達到29%，美國和日本分別下降至18%和6%。但從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上看，中國與美國和日本仍有一定差距，與當前的經濟體量也不匹配。回顧美國和日本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大國均經歷了從貿易立國到投資立國的轉變，體現在經常帳户差額上，初次收入（主要為投資收益）逐漸替代貿易差額成為經常賬户淨流入的主要來源。從這個角度，中國的對外投資仍有很大潛力和空間。
圖表23：中國儲蓄佔全球比例快速上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注：以上為毛儲蓄口徑
圖表24：中國的對外投資仍有很大空間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UNCTAD，中金研究院；注：以上為2021年數據
圖表25：美國和日本都經歷了從貿易立國轉向投資立國的過程
資料來源：Haver，IMF，中金研究院
（三）從單一形態到多隊列雁行模式
對比國際發展環境變化和中國的特點優勢，當前中國考慮全球產業佈局和日本在雁行模式時期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一方面，中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面臨的外部環境，通過全球產業佈局達成自身發展和促進其他國家發展的目標與日本雁行模式時期有相似之處。但另一方面，中國當前面臨的內外條件與日本雁行模式時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1）外部條件上，當前全球產業分工模式已不再是簡單的產業間垂直分工，全球產業分工模式趨於複雜、更要兼顧效率與安全；規模比較優勢和經貿規則發揮愈加重要的作用。2）自身條件上，中國並非位於全球產業的“雁首”位置，這意味着與其他國家的產業分工合作需要更加多元的形式，而這其中面臨的各國制度環境等影響因素會更加複雜。但同時，中國自身具備規模優勢，這給多元產業分工佈局帶來靈活性。
因此，在未來全球產業佈局上，中國可能形成與日本雁行模式不同的形態。
一是產業佈局方式上，結合水平和垂直分工，綜合考慮規模效應加後發優勢，而不僅僅是要素稟賦差異。過去數十年全球製造業的發展已根據要素稟賦差異、以效率為導向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分工。未來全球產業的佈局和發展遵循兩個新的邏輯：經濟層面，滿足需求多樣化而進行的更為專業化的生產能夠持續創造貿易增量，更精細的產業內或產品內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是未來國際分工的趨勢，這其中，在要素稟賦差異之外需要進一步考慮規模經濟邏輯；政治層面，在疫情和俄烏衝突、全球轉向逆全球化浪潮後，集團化和區域化是趨勢，綜合考慮效率和安全因素，在一定地域範圍內形成水平分工之下的垂直整合，可能是未來產業佈局的方式。中國完備的產業鏈能力具備同時進行縱向和橫向產業佈局的能力，使得兼顧要素稟賦差異和規模經濟考慮的國際分工佈局成為可能。
二是地域佈局從東亞拓展至全球。日本雁行模式的佈局集中在地理位置較近的東亞，以日本自身體量考慮，東亞範圍正好能夠滿足其放大規模經濟優勢的需求。中國當前的製造業規模遠超日本當年，相應需要更大的地域範圍來進行產業佈局。尤其是繼東南亞、南亞之後在中長期具備較大人口潛力的非洲，多數國家仍處於工業化未充分開始的階段，具備要素稟賦差異的基礎條件。此外，在當前逆全球化的趨勢下，產業佈局的地域或受制於安全因素考慮，更大的版圖能夠提供更多可行的選項。
三是“生產-消費”或可實現良性循環。日本雁行模式形成了“生產在東亞、消費在美歐”的格局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雙向資本流動。產業資本由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金融資本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建設資金的同時，也使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依賴於外部要素投入。中國與日本的不同在於自身具備較大的市場規模，且正在釋放消費潛力，這使未來中國的產業佈局能夠實現“生產-消費”閉環。當前，中國在全球貿易和產業鏈上仍處於相對中下游的位置，以產成品貿易為優勢；未來隨着產業轉型升級可能向上中游發展，在中間品貿易領域形成優勢。參照日本雁行模式下日本向東南亞國家出口中間品、由東南亞國家出口最終品的形式，未來可能形成中國向其他國家出口中間品、其他國家生產並出口最終品的形式，但消費市場能夠回到中國。這有利於國際貿易收支平衡，使參與產業分工的國家分享資本積累紅利，真正帶動整體的經濟增長。
展望來看，中國在全球的產業佈局，可能形成多隊列、多層次嵌套的雁行模式，將比日本雁行模式形態更加豐富。東亞各國（或地區）在經歷雁行模式的產業升級發展後，要素稟賦也發生轉變。2020年製造業在東亞各國（或地區）的佔比提升至20%及以上，電子、紡織等部分產業環節在一些國家已形成優勢。在與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生產關係中，中國在部分產業環節位於“雁首”位置、也有部分產業環節位於“雁翼”位置，與這些國家的產業合作需要綜合各國要素稟賦以及規模優勢的特徵進行考慮。從更廣的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範圍來看，中國與部分國家仍然存在發展階段和要素稟賦的梯次差異，垂直產業轉移具備條件；與其他國家則可能在水平分工上形成更多合作。
因此，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佈局的多隊列雁行模式，能夠更多結合自身發展需要，撬動全球範圍的規模優勢，差異化地在海外形成與國內產業互補促進的垂直抑或水平分工，為全球分工貢獻更復雜、同時也更穩定的模式，帶動中國及相關國家的長遠可持續增長。日本雁行模式的雁翼和雁尾國家借力於要素稟賦比較優勢，跟隨先發國家的產業發展路徑縮短髮展時間；在中國的綜合雁行模式下，雁翼和雁尾國家能夠借力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以外的規模合力，獲得追隨路徑以外的更多增長潛力。
此外，與雁行模式時期東亞各國（或地區）作為東道國（或地區）具備的穩定宏觀制度環境相對應，當前全球亦有部分地區和國家的營商環境正在改善，例如非洲於2021年1月正式啟動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通過關税減免和逐漸消除非關税壁壘降低企業成本、刺激非洲內部的跨境貿易和投資，並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轉向工業和製成品生產。這為中國進行產業海外佈局提供了一定基礎條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產業海外佈局的制度環境風險。
圖表26：2020年各國（或地區）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UNCTAD，中金研究院
圖表27：各國發展階段差異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中金研究院；注：圖中各國標示為2021年人均GDP水平
圖表28：各國製造業平均工資水平差異
資料來源：ILO，中金研究院
五、思考與啟示
截至2022年12月6日，中國已與150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41]，共建“一帶一路”經濟體包含人均GDP從不足300美元到超13萬美元的經濟體[42]，擁有不同的發展稟賦和條件，為中國考慮全球產業佈局、形成多隊列雁行模式提供了土壤。
由於日本雁行模式更多是企業先行海外佈局形成的結果，政府措施起到了良好的促進，在推動產業佈局的具體舉措上，日本雁行模式經驗仍可借鑑。
在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基礎上，拓展產業投資潛力。有研究顯示，一國在他國進行的基礎設施投資，對他國吸引來自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明顯更有效[43]。過去九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已經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投資，未來可在此基礎上引導產業投資，尤其是在中國具備優勢的綠色和數字經濟相關產業領域。伴隨着投資過程，也要注重當地的人才培養，通過產業發展和貿易導向的投資形成發展的良性循環。
適度技術轉移，同時保持關鍵領域的核心競爭力。2000年後，日本在製造業海外轉移的同時能夠保證國內產業競爭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國內企業母公司的研發和技術投入，以轉型升級填補了產業轉移留下的空白。在對外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應當重視國內企業在關鍵領域的研發投入和核心競爭力。同時，更多發揮產業轉移後的貿易創造效應，以海外佈局反哺國內企業發展。
企業集羣出海，打造規模經濟優勢。在日本企業出海的過程中，形成了較為有效的產業鏈集體行動，例如在印度尼西亞的汽車製造業佈局，是整車廠、零部件廠、金融機構等一起佈局，“Keiretsu”模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之下，中國過往的企業出海往往缺乏上下游和相關服務企業一起行動，制約了優勢發揮。尤其在未來綜合安全和效率的產業佈局考量下，形成一定地域範圍內的垂直集聚的水平分工有利於產業鏈安全，也能夠發揮規模經濟優勢。
推動中小企業參與海外分工佈局。中小企業在日本雁行模式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當前參與“一帶一路”佈局的國內企業大多為國企和上市公司。未來的產業佈局在一定地域範圍內形成垂直整合，圍繞核心企業的上中下游小企業集聚，對於專業化生產和規模優勢的發揮能夠起到促進作用。在政策措施上，可以借鑑日本經驗，通過設立專門服務中小企業的機構，完善企業海外佈局所需的人才培訓、信息渠道等為中小企業海外開展業務提供便利，也為中小企業出海提供專項金融支持工具。
同時，在與雁行模式的對比中，結合當前國內外形勢的不同，我們認為還應當遵循產業發展規律、把控風險，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協調政府與企業，關注海外風險因素。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在產業層面應當遵循企業在產業鏈環節所處位置及發展規律，充分挖掘“雁首”或“雁翼”角色潛力。日本在東亞的佈局以企業先行，抓住了各國宏觀經濟穩定、對外開放的制度契機，有效減少了產業發展可能面臨的環境風險因素。海外佈局應密切關注當地制度、文化及經濟發展等可能風險。
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以規則引領產業體系構建。過去，商業先行於規則，但現在貿易制度和規則先行於產業發展。推進包括自由貿易協定在內的高質量、機制化的合作，以更大範圍、更多成員的區域合作機制創造出新的市場，有助於為海外產業體系的佈局發展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