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高瑞東宏觀筆記，作者： 高瑞東 劉星辰

核心觀點

引言：

近期全球糧食安全問題日益引發關注，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人類或將面臨“二戰後最大的糧食危機”。俄烏衝突以來，已有23個國家實施糧食出口限令，我國也多次重申糧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要確保糧食產量和供應穩定，夯實穩物價基礎。那麼當前全球糧食危機的根源何在？俄烏衝突是背後的真正推手嗎？本文試圖從美國糧食霸權的角度，理解糧食安全的政治賬。

核心觀點：

20世紀70年代以來，歷次糧食危機的發生，都有美國糧食霸權的身影。美國糧食霸權，通過美國財政部、美聯儲與美國跨國農業、化工巨頭以及金融集團的完美配合，獲得對全球糧食市場的絕對控制力。藉此成為美國向外轉嫁危機，謀求政治、經濟利益，並進一步鞏固美元霸權的重要渠道。

美國糧食霸權如何建立？

糧食霸權本質上是美國主導的一個全球性地緣政治現象，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通過糧食與能源、美元深度捆綁，牢牢鞏固美國霸權地位。二戰之後，美國長期依賴美元霸權收益，進行鉅額農業補貼，培育並依靠全球壟斷性農業集團，以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名義進行糧食交易，控制多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銷售、加工等環節。最後，在美國金融資本的助力下，徹底掌握全球糧食定價權。

美國糧食霸權如何推升糧價？

1）供給：藉助鉅額農業補貼、糧食援助、自由貿易等途徑，發起大規模"綠色革命"、"轉基因革命"，衝擊發展中國家自己自足的農業生產，加劇供應鏈不穩定性；2）需求：油價上漲，推升生物燃料需求，增加玉米等糧食需求，形成工業與人爭糧的現象；3）成本：農業現代化生產，將糧價與油價深度捆綁，石油危機與糧食危機往往相伴；4）流動性：跨國農業巨頭與金融資本配合，推動糧食金融化，使得糧價運行脱離基本面。

美國如何從糧食危機中獲利？

1973年糧食危機：全球糧價漲幅達到3-4倍。蘇聯通過石油換糧食的計劃，向美國大舉購買3000萬噸糧食，約佔當時全球糧食總庫存的14%，導致世界糧食儲備鋭減。當時世界上95％的糧食儲備都在6家跨國農業綜合企業的控制下。在糧食巨頭和美國政府的推動下，全球糧食緊缺問題進一步加劇，美國在這場危機上獲得低價的石油，也獲得高價糧食帶來的出口收益。

2008年糧食危機：全球糧價漲幅達到100%-200%，僅次於1973年糧食危機。與上一輪糧食危機不同的是，在現代化農業體系下，歐盟、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各國糧食產量明顯提升，美國在全球糧食貿易的重要性有所下滑。這輪糧食危機中，美國成功地藉助生物燃料、期貨市場，將油價、美元資本與糧價深度捆綁，再度享受糧價上漲帶來的政治、經濟利益。

2022年糧食危機：當前小麥、玉米、大豆價格已經突破2008年糧食危機時的水平。直觀上看，本輪糧食危機與糧食供給的結構性失衡、糧食金融屬性的強化、石油價格的暴漲等因素有關。背後則是美國霸權體系下，對內治理失序、對外挑事霸凌的結果。這場糧食危機中，美國成功地藉助糧食霸權向外轉嫁危機，通過大量流動性投放，不僅收穫了國內增長的紅利，擺脱2016年以來全球糧價的持續低迷，同時也嚴重擾亂外部局勢，進一步鞏固美元霸權地位。

風險提示：俄烏衝突時間持續超預期，全球原油價格超預期上行。

一、美國糧食霸權是如何形成的？

1.1  美國糧食霸權的真相

糧食霸權本質上是美國主導的一個全球性地緣政治現象，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用於維繫美元的全球霸權地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經提出，“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糧食短缺或糧食危機時，誰擁有糧食及糧食銷售的控制權，佔據世界糧食市場的壟斷地位，誰就擁有充分的發言權和決策權，就掌控着世界經濟體系的主導權和領導世界的主動權。

因此，基於國家政治、經濟利益考量，美國將糧食戰略品的屬性上升為糧食霸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長期依賴美元霸權收益，進行鉅額農業補貼，培育並依靠全球壟斷性農業集團，藉助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名義進行糧食交易，控制多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銷售、加工等環節。最後，在美國金融資本的助力下，徹底掌握全球糧食定價權。

1.2  美國糧食霸權的路徑

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霸權地位面臨挑戰，越南戰爭的失利、美國工業優勢地位開始被西歐和日本趕超，經濟陷入衰退，佈雷頓森林體系破裂，美元陷入危機，這些問題導致美國急需在新的領域謀求利益。糧食與石油成為美國新的經濟霸權中的關鍵支柱。

美國糧食霸權的建立，是依託於政府、企業、資本等多重力量的結合，藉助糧食援助、“綠色革命”、自由貿易、“轉基因革命"、生物燃料、糧食金融化等方式，一步步建立起美國在全球的糧食霸權。

第一步：藉助鉅額糧食補貼，穩定國內糧食生產、擴大糧食出口，保證國際市場競爭力

美國糧食霸權的基礎，是憑藉其先進的農業生產力，獲得向外持續大量輸出低價農業品的能力，各國在低價糧食的傾銷之下，開始逐漸喪失糧食自主權。1975年至2014年，從美國主要農作物40年的淨利潤數據來看，稻穀和玉米有27年為負值，小麥有36年為負值，大豆有16年為負值。可見，儘管美國具備強大的農業生產力，但農業種植多年處於虧損狀態，使得美國作為農業生產、貿易大國長期運行的基礎，是其長期推行的以糧食補貼為核心的農業政策。

早在1933年，隨着《農業調整法》的出台，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正式開啟，自此奠定“低糧價+高補貼”的農業生產策略。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導致全球農產品需求下降，農產品價格暴跌，美國農民陷入債台高築、生產過剩和收入下降的困境。當時，農場主現金收入從1929年的113億美元降至1932年的47.5億美元，降幅達到58%。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農業委員會、美國農業局聯盟和美國國家農業部，聯合起來尋求建立農產品價格支持機制。1933年《農業調整法》出台，建立了以價格支持和限產措施為重點的農業補貼政策，包括生產補貼、出口補貼、土地休耕計劃等，旨在穩定農產品價格和農民收入，保證農業生產力、拓寬國際市場。

同時，美國還借鑑“常平倉”制度的思路，運用糧食儲備，調節市場供應，控制農產品價格。《1938年農業調整法》出台，提出政府應按照一定的供應條件和價格條件，由農產品信貸公司向廣大的農場主發放無追索權的農業貸款 (即農作物抵押貸款)，同時政府要求農場主服從政府下達的農作物生產計劃，農業部把農場主每年按計劃生產的糧食的多餘部分以倉儲的形式儲存下來。

從1933年到1987年，美國持續加強農業補貼力度，年均補貼數額從最初不足50億美元，提升至超過150億美元。1988年到1997年，美國曾經短暫減少農業補貼力度，開始以市場化方式調整農業政策，包括降低農產品目標價格，降低最低保護價，採取與產量、價格脱鈎的固定補貼方式。但進入1998年之後，由於農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加之聯邦預算出現盈餘，農業補貼力度再次加大。1990年至1995年，年均農業補貼額約為110億美元，到1999年和2000年，年均補貼額已經超過200億美元。這段時期內，農業淨收入從1989年的400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490億美元，政府的直接補貼對農業淨收入的貢獻也由1989年的24%提升至2001年的40%。

在實施過程中，美國農業補貼主要流向大型農場主，這使得小農場加快退出市場，糧食巨頭獲得大量農業補貼，鞏固壟斷地位。1950年以來，美國農場數量由1950年的565萬家，下降到2006年的209萬家。農民資產淨值的回報率已經從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90年代末的每年2%。1995年-2003年，美國納税者支付了1000多億美元的政府農業補貼款，其中約10%大型農業集團獲得了72%的農業補貼款。

然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並不會滿足於獲取農業補貼，而是逐步佈局全產業鏈。跨國農業集團將業務向上延伸到種子、化肥、農藥等領域，向下延伸到深加工、銷售等領域，控制了種植的上游和下游。這給糧食集團擴大其利潤邊界，壓低糧食價格並擠佔補貼，大開方便之門。同時，壟斷集團的話語權進一步加強，並計劃通過政治獻金“捕獲”在美國政府中的話語權，進而影響美國農業政策。

在少數糧食寡頭多年的動員和遊説下，1996年美國《農業法》出台，取消糧食儲備制度。1996年《農業法》提出“美國不再對農場主的糧食儲存提供貸款支持”，僅保留用於國際人道主義食品援助的400萬噸糧食儲備，取消了對農場主儲備的補貼。1996年以後，美國的糧食儲備便維持在較低的水平，這也為糧食巨頭掌握糧食儲備提供契機。

自此，美國建立大規模廉價食物體系，少數糧食寡頭得以控制美國糧食生產和儲備，在隨後的市場擴張、糧食援助、政治遊説的策略下，不斷將全球農業生產和貿易體系納入其版圖。

第二步：藉助糧食援助、糧食禁運等武器，爭奪國際勢力範圍，介入他國糧食生產體系

隨着美國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國內糧食過剩問題頻發，美國藉機將糧食盈餘轉化為糧食武器，糧食援助、糧食禁運成為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手段，糧食援助演變成政治的產物。美國藉助糧食援助，不僅換取他國在政治、外交和經濟貿易上的讓步，也遏制或打壓其他國家的發展，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既穩定了其在東西半球的基本盤，也控制了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鞏固美國的戰略利益，並不斷推進美式民主。

“二戰”前，美國以糧食充當霸權武器已經初見端倪。根據1941年3月“租借法案”規定，美國向其盟國提供了大量的農產品援助。該法案擴大了美國的勢力範圍，確立了美國在戰後世界中的領導地位。“二戰”結束後，各國糧食短缺成為全球普遍現象，美國糧食援助政策開始頻繁向外輸出。

冷戰時期，穩定西方陣營、遏止蘇聯的擴張和爭奪第三世界國家成為美國糧食安全戰略的中心任務。

一方面，美國對歐洲實施馬歇爾計劃，其中糧食援助佔據總援助金額的25%。基於冷戰需要，1954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指導糧食援助的第一個法案——《農產品貿易與發展法案》（480法案），該法案允許向外國政府銷售和捐贈美國食品，明確規定禁止向蘇聯和非“友好國家”輸出糧食，目的在於處置過剩糧食、人道主義援助、發展出口市場和獎勵盟友。

另一方面，美國將越南、柬埔寨、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作為重點，加強糧食援助，旨在強化對中國大陸的封鎖與孤立，維護西方民主制度。截至1973年，美國糧食援助的50%集中在南越、柬埔寨。

進入70年代，美國糧食援助思路從戰爭逐步轉變為發展，促進受援國的農業改革成為重要內容，援助重心從西歐、亞洲擴大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此舉的真實意圖，在於打擊、改變、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進而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這也是為什麼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淪為美國附庸的原因。原本自給自足的糧食體系，變成了由美國操控的產業化糧食體系，這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糧食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步：發起”綠色革命“，開啟商業化農業時代，美國開始控制世界糧食生產

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率先發起”綠色革命“。”綠色革命“，最初是以洛克菲勒家族為代表的美國社會政治精英，為了向主要發展中國家推廣美國的商業化農業而發起的行動。最早出現在墨西哥，20世紀50-60年代風行於拉丁美洲，隨後傳播到了印度、中國等亞洲國家。

”綠色革命“，表面上是通過傳輸先進農業科學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糧食生產力，實際上，則是美國向外擴張疆土，進行農業投資，控制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的渠道。

具體而言，”綠色革命“，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輸入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雜交種子、昂貴的化肥和農業技術，使其對美國的依賴加深，進而來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甚至要被迫接受各類政治經濟附加條件，包括按照計劃發展農業、加強人口控制等。不僅如此，”綠色革命“，還為美國石油化學工業和糧食卡特爾尋找新市場。隨着農業化學品和雜交種子的壟斷，美國的農業綜合企業巨頭們開始走向全球化，試圖主導世界農業貿易市場。

從實際效果來看，"綠色革命"並沒有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自給問題，反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在糧食生產和貿易機制中處於更加不利地位。"綠色革命"在早期推行時，極大促進農業生產力，例如20世紀60年代，墨西哥的小麥和玉米的產量提高了兩到三倍。但長期使用後，新型雜交種子品種降低了土壤的肥力，嚴重依賴大量的除草劑和殺蟲劑，不僅產量出現下降，還加重生產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糧食生產需要資金、設備、原材料等投入，小規模農場難以承受價格波動，逐步退出市場，農業市場走向集中化，大量的農村人口背井離鄉，開始遷往城市。以墨西哥為例，在推行”綠色革命“一段時間後，開始採取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重心轉向發展工業，這也為未來美國跨國製造業積蓄廉價勞動力。

第四步：推進全球農產品自由貿易，讓各國被迫打開農業市場

早期藉助糧食援助，美國部分打開了發展中國家市場，但仍然難以消化美國過量的糧食。尼克松時期，開始推行農業出口戰略，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糧食和農產品市場。1971年8月，尼克松取消了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與黃金兑換的規定，使美元與黃金脱鈎，美元貶值使得美國糧食出口更具競爭力。當時嘉吉、大陸穀物、ADM公司等美國糧食貿易商成為農業出口的中堅力量。他們認為，其他工業化國家都應該放棄本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為美國成為世界糧倉開闢道路。

在美國推行農產品自由貿易、向外擴張疆土的過程中，跨國糧食巨頭扮演着關鍵角色。最著名的便是“ABCD”四大糧商，巔峯時曾經掌控着全球80%的糧食交易量。四大糧商具體是指，美國的阿丹米（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國的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根據英文名字首字母，將其簡稱為“ABCD”。他們通過佈局農業全產業鏈，掌握生產、加工、貿易環節，將業務範圍擴展到全球。例如，在播種初期，ABCD與農民簽訂合約，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等，至收穫時以約定的定價模式從農民手中收購農產品，壟斷了產業鏈中多數利潤。同時，ABCD提供的種子、化肥、農藥等農資，來自於孟山都、陶氏、杜邦等化工或種業巨頭，他們通過跨界合作，進而形成擁有共同利益的農業複合體。

如今經過多年發展，傳統的ABCD四大糧商已經擴展至六大糧商。2021年，來自中國的中糧集團和新加坡的豐益國際，營業收入在全球糧食貿易集團中分別位列第三和第四名，超過美國邦吉和法國路易達孚公司。豐益國際，早期是一家貿易公司，後續通過擴張在印尼、馬來西亞的棕櫚油業務，成功躋身國際糧油企業前列，其第二大股東為美國ADM公司，控股比例達24.89%，背後依然有美國的身影。來自中國的中糧集團，通過收購中國香港來寶農業、荷蘭尼德拉農業，成功地拓展海外業務，業務遍及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南美、黑海等全球糧食主產區和亞洲新興市場間建立起穩定的糧食走廊，50%以上營業收入來自於海外業務。

資本化的糧食寡頭，不滿足於僅僅控制受援國的糧食體系，希望進一步擴張疆土。在糧食巨頭的遊説下，他們通過關税及貿易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農業談判，將觸角伸向世界各國政府。例如，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農業首席談判代表在貿易談判前後均受聘於糧食巨頭美國嘉吉公司。

1986年-1993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中，農業首次被納入關貿總協定體系下，成員國承諾農產品關税大幅減讓，並減少農業補貼。其中，要求工業國家在6年內將對農產品貿易的補貼減少20％至36％，將進口農產品的關税減少37％，發展中國家在10年內將進口農產品關税削減24％。2001年以來，在WTO農業談判中，圍繞擴大農產品市場準入，促進市場公平和自由貿易，如在降低關税和削減國內支持等，取得了實際性進展。2015年，更是明確取消所有出口補貼。

美國將國際貿易規則作為其實現世界糧食霸權的新武器，強行打開國家間的各種壁壘，從而加速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的擴散，最終實現控制世界糧食生產和貿易的目的。

在自由貿易體系之下，墨西哥、中國等多個國家陸續對美國開放市場。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施，美國、墨西哥、加拿大之間的農產品、紡織品、汽車等關税逐步取消。這為美國玉米進軍墨西哥市場開放大門。當時來自美國的進口玉米價格僅為墨西哥國內保護價格的一半，巨大的價格差異下，農民只能陷入破產境地。

在中國，1996年，我國主動開放大豆市場，對大豆進口實行配額管理，配額內關税為3%，配額外關税為114%；2001年，我國正式取消大豆進口配額，關税税率為3%。自1996年之後，我國由大豆淨出口國變為淨進口國，2003年，我國取代歐盟成為世界第一大豆進口國，2021年我國有85%大豆消費依賴進口。

在中國對外開放大豆市場的過程中，以四大糧商為主的外資企業不斷湧入國內，企圖壟斷國內上下游產業鏈。2004年，大豆價格大幅波動，中國糧油企業、農民面臨大幅虧損，四大糧商趁機介入，紛紛控股或參股中國的主要榨油企業，獲得進口大豆的採購權和話語權。2006年，中國十大榨油企業有九家由外企、外資控制。2007年，外資企業大豆壓榨量佔比從2000年的9.0%快速提高到48.0%。2008年，我國開始對油脂加工企業外商投資進行限制，此後通過建設大型糧倉，逐步稀釋外資控制權。據糧油市場報2020年報，大豆壓榨集團中，外資企業約佔16%，中外合資企業佔比29%（大多為國內控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佔比分別為23%、32%。

第五步：發起“基因革命”，衝破各國糧食安全底線，是美國糧食霸權的核心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開始籌備發起轉基因糧食作物的“基因革命”，轉基因技術和專利，進一步擊垮各國糧食安全防線，成為美國霸權的核心。從里根總統執政時起, 至少四位美國總統在其任內都不遺餘力地支持轉基因農業。實際上, 這是以孟山都公司為代表的美國農業綜合企業等權勢集團的利益需求。它們利用“旋轉門”制度與政府結成了緊密聯繫。政府與這些權勢集團一唱一和，將鼓勵轉基因農作物放在優先的戰略地位。

所謂的轉基因種子是具有“基因使用限制技術”的專利種子，配合固定的除草劑使用，可以有效控制雜草生長。但由於種子和農藥技術被美國少數公司壟斷，並且需要支付所謂的“技術使用許可費”，這使得不僅轉基因種植國的農業生產更加依賴美國，美國也持續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美國在轉基因種子中嵌入“終結者”技術和“背叛者”技術。“終結者”技術，是指將玉米、大豆、棉花籽等傳統種子經過基因改造, 使之在收穫後就“自殺”。這種技術能自動防止農民為來年耕種而保留或重複使用種子, 使用該項技術的農民只有每年向種子公司購買新種子才能維持生產, 打破了人類社會傳統的“播種—收穫—再播種—再收穫”的循環糧食生產方式，使農民陷入對專利種子嚴重依賴的惡性循環。“背叛者”技術則是要求使用者必須同時使用特定的化學物才能保證農作物抵禦病蟲害，因此必須配合農達草甘膦除草劑的使用。

阿根廷是美國轉基因項目的最早實施地，其在“技術進步”的名義下完全失去了糧食自給能力, 整個國家的農業經濟完全受制於美國的權勢集團。1995年，美國孟山都公司開始生產抗農達轉基因大豆。1996年，阿根廷政府向孟山都頒發許可證，允許孟山都在阿根廷獨家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到2004年，阿根廷所有農業用地的48%被用於種植大豆，其中90%以上種植的是孟山都的抗農達轉基因大豆，轉基因作物種子面積僅次於美國。

在轉基因種子入侵之前，阿根廷農業具有多樣性，素有“世界糧倉與肉庫”之稱，具有廣闊的玉米、小麥和牧場，農產品自給自足，還能產生大量剩餘。但是20世紀80年代，阿根廷債務危機發生，洛克菲勒家族介入阿根廷政府，開始影響其經濟政策，強制推進私有化，取消國家保護性壁壘，併成功改造阿根廷農業，將原本經濟效益很好的傳統農業轉變為針對全球出口的單一性農業。而在這種農業發展方式下，農民失去了自我保護和生存的能力，貧困人口大幅提升。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全國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比例僅為5%，1998年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1996年，美國開始轉基因商業化推廣，大面積種植大豆、玉米、棉花等轉基因種子。此後，美國通過各類貿易、外交手段等，將轉基因種子向巴西、伊拉克、加拿大、南非、歐洲、中國等地陸續滲透。2005年初，巴西廢除了禁止種植轉基因作物的法律，理由是，轉基因作物已經廣泛蔓延，實際上已經不可能控制其擴散。2005年, 中國製定了實施轉基因作物的計劃。2006年初，世界貿易組織強迫歐盟接受轉基因生物計劃。到2019年，全球共有71個國家和地區應用了轉基因作物。

美國在全球轉基因種子和農藥市場上佔據絕對優勢，約佔全球三分之一。早期的四家轉基因巨頭中有三家是美國跨國化學公司——孟山都、陶氏和杜邦，佔據絕對壟斷地位。此後，隨着公司間兼併重組，拜耳、科迪華、先正達、巴斯夫、利馬格蘭成為全球六大種業巨頭，形成美、德、中三國分立的局面。其中，2020年，中國收購的先正達公司在全球種子份額（營收佔比，下同）中僅為7%；美國的科迪華、孟先都（後續被拜耳收購）的種子份額佔全球的36%，是全球前兩大種子巨頭。同時，在2020年全球農藥市場中，拜耳、科迪華佔比分別為20%、11%，先正達佔比24%。

第六步：發起生物燃料革命，推動糧食能源化

進入 21世紀, 糧食卡特爾打着環境保護的幌子, 鼓動歐美政府發起了“生物燃料革命 ”

2000年以來，隨着石油價格一路上行，美國、巴西和歐盟等國家，為了擺脱對石油的依賴，開始推進生物燃料計劃，各國紛紛立法，要求在汽油和柴油中添加生物燃料，通過減免税費、提供財政補貼、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政策支持。但2006年以前，由於油價較低，生物燃料業務多為虧損，只能靠政府補貼支持。但當油價上漲至60美元時，生物燃料變得有利可圖，各國也加快推動生物燃料的普及。

生物燃料分為兩種，一是燃料乙醇，二是生物柴油。燃料乙醇主要利用澱粉類作物（玉米、木薯）和糖類作物（蔗糖、甜菜）等發酵而成。生物柴油，則是利用菜籽油、豆油和棕櫚油等植物油脂等進行改性處理，並與相關化工原料複合而成。美國和巴西是乙醇的最大生產國，美國主要使用玉米，巴西則是蔗糖。歐盟是最大的生物柴油生產者，其次是美國和東南亞。

可以看出，美國利用玉米生產生物燃料，將原本用於飼養牲畜、直接食用的玉米，轉化為工業用途，造成了工業爭糧的現象，極大地影響世界糧食安全。2006年美國通過了一項新法案, 以補貼用作燃料的玉米的種植, 這股改種風潮席捲美國。隨後，生物燃料也成為引發2007-2008年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

第七步：推動糧食金融化，將美元霸權與糧食霸權綁定

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農產品期貨主要用於商業套期保值，對非商業參與者交易施加限制。但進入90年代後，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開始轉向自由放任政策，首次允許免除農產品投機交易限制。2005年，CFTC擴大了在期貨市場上購買或出售的小麥、玉米、燕麥和大豆數量的交易限制。

同時，美國政府還通過為農户提供保費收入補貼等形式，鼓勵農户使用農業保險。1996年，成立農業保險管理機構，用於管理農業保險的補貼資金。2014年，美國又通過立法，提高農民保險費用以及農作物保險公司補貼。在這一過程中，大量保險金融資本進入農產品期貨市場，加大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加深美國金融資本和糧價的關係。

據《2017年農產品地圖集》披露，從 2006 年到 2011 年初，農業商品市場上金融投機者的總資產從 650 億美元增至 1260 億美元。例如，在美國小麥期貨市場，金融投機者佔20世紀90 年代中期交易的12%， 2011 年上升到 61%，2017年進一步上升至70% 左右。同時，養老基金投資於農業證券，以向其成員支付退休金，其持有的資產從 2002 年的 660 億美元猛增至2012 年的 3200 億美元。

許多商品交易公司，都有自己的金融投資部門。例如“ABCD”四大糧商中的，美國糧商嘉吉、邦吉和 ADM公司，他們既是投資產品的賣家，也是農業資產的買家。他們非常瞭解世界各地的產量、價格、天氣和政治，不僅能夠運用巨大的議價能力與生產商談判價格，並利用他們的市場知識從金融交易中獲得高回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曾表示，對農產品市場的金融投資推高了食品價格並使其更加波動。

可見，美國糧食霸權，是美國財政部、美聯儲聯合美國農業產業化集團、化工集團以及華爾街金融集團的背景下形成的寡頭壟斷市場，美元金融資本也因此擁有掌控世界糧食市場的權力。

二、美國糧食霸權如何運轉？

2.1  美國糧食霸權的基本策略

二戰之後，美國以糧食作為武器，持續影響全球政治、經濟體系。憑藉其強大的農業帝國，美國不僅掌握全球糧食定價權、地緣政治話語權，在歷次糧食危機中獲利。而且，還通過破壞發展中國家農業體系，迫使其轉向工業國，向美國持續輸入廉價的工業品和原材料。

首先，依託國內強大的農業生產體系，在長期鉅額農業補貼、商業化農業、以及轉基因種子的推動下，美國成為第一大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具備向外傾銷的能力，農業生產的相對優勢使得美國在發展中國家具備強大的話語權。

其次，在糧食援助、自由貿易體系的助力下、通過輸出大量廉價糧食、壟斷的種子和農藥技術，衝擊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致使糧食自給能力嚴重不足，依靠自由貿易的福利，對美國農產品進口依賴日益增強。而這也進一步建立美國製造危機的能力。

最後，當全球範圍內出現大面積的災害、疫情、戰爭時，糧食供應恐慌推動糧價上漲。而此時，美國憑藉其強大的跨國農業巨頭，不僅能夠收穫高糧價帶來的紅利，還能夠享受因糧食安全帶來的地緣政治溢價。最重要的是，美國憑藉其對全球糧食儲備和金融資本的掌控力，已經具備觸發糧食危機的能力，進一步推動糧價上漲，鞏固美國霸權地位。

隨着美國糧食霸權體系的建立，推動糧食與能源、美元深度捆綁，牢牢鞏固美國霸權地位。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通過美元向世界徵收鑄幣鋭，進而補貼美國的農業生產，並且免費獲取石油，培育出低價高產的大量農產品。此後藉助自由貿易體系、糧食援助政策，向外傾銷，控制和壟斷髮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進一步鞏固美元霸權地位。最後，藉助糧食能源化，將石油與糧食深度綁定，強化能源霸權。自此，美元霸權、糧食霸權與石油霸權完美融合。

2.2  美國糧食霸權如何推升糧價？

對於糧食價格而言，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供給、需求、成本、流動性等。其中，供給主要受天氣、災害、戰爭、貿易保護政策影響，往往是引發糧食短缺的導火索。需求主要受人口增長、飲食結構、生物燃料等因素影響，近年來隨着人口增速的放緩，需求的增量主要轉向飼料需求以及工業用糧需求。成本包括種子、化肥、農藥、土地、人力、燃料動力等，受油價影響較大。流動性，則取決於各國貨幣寬鬆程度，流動性寬鬆時，農產品期貨市場成為吸收流動性的重要場所之一，在金融資本的助推下，糧食波動往往偏離基本面。美國糧食霸權，則是通過這四大類渠道，進一步影響糧價。

供給：美國糧食霸權，衝擊各國自己自足的農業生產，加劇供應鏈不穩定性

供給因素是導致糧價波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問題並不在於糧食總量的不足，而是結構分佈的不均衡性。觀察世界糧價和糧食產量變動關係，從1960年到2021年，二者相關係數僅為0.17，並沒有顯著的因果關係。二戰之後，各國開始恢復糧食生產，通過先進農業技術不斷提高糧食產量，當前世界糧食產量足以養活全球人口。同時，糧食的生長週期最多一年，因此當局部地區由於天氣等問題出現減產時，糧價上漲便會刺激農民的種植積極性，增加產量、平抑價格。此外，全球其他地區在高糧價的鼓舞下，也會提高糧食產量，因此糧價上漲按理説不會持續較長時間，那為何還會出現嚴重的糧食危機呢？

深層次而言，這是由於全球各地區人口和資源稟賦的差異性，全球糧食供需區域性矛盾突出，糧食生產和出口國高度集中，而消費和進口國呈分散狀態。例如，在北美、南美、黑海等，由於水土資源豐富，是全球糧食的三大主產區和出口地。而在亞洲南部和非洲等人口密集但土地資源緊缺的區域，糧食需求量高，但糧食自給率較低。一般而言，出現糧食危機的地方，往往是自身產量不足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不具備承擔高糧價的能力，同時當糧食減產時，出於糧食安全的考量，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國普遍會加強貿易保護政策，出口國減少出口，需求國增加儲備，進一步惡化糧食分配不均，加劇糧食市場的動盪。

美國在推行糧食霸權的過程中，加劇了全球糧食供應鏈體系的波動。這使得全球糧食供應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例如疫情、地區衝突、國家政策變動、物流受阻等因素，都會加大糧價的波動，甚至於形成蝴蝶效應。尤其是，在當前“逆全球化”趨勢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將打破原有的糧食路徑依賴，加劇全球糧食動盪格局。

從各國穀物出口佔產量的分佈來看，2000年以前，美國在農業出口導向策略下，不斷向外傾銷低價農產品，美國谷物出口佔全球份額在30%-50%之間波動。進入1990年之後，隨着美國轉基因技術在全球成功推廣，美國開始掌握用種子控制全球糧食生產的奧祕，利用跨國糧食巨頭，向外擴張疆土，在美國壟斷的種子和農藥控制下的巴西、阿根廷、烏克蘭等國家，開始成為主要的糧食出口國。

近年來，中國和俄羅斯開始積極參與全球糧食貿易，部分削弱了ABCD四大糧商對於中國和俄羅斯農產品貿易的控制力，但鑑於美國種業巨頭的威力，美國糧食霸權地位仍然難以撼動。在中國，中糧集團成為巴西玉米和大豆的主要買家，ABCD 在巴西穀物出口中的份額從 2014 年的 46% 下降到 2015 年的 37%，中糧集團在巴西穀物出口中的份額提升至45%。同時，中國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促進了中國對國外農業的大量投資，分佈在老撾、柬埔寨、非洲國家等。在俄羅斯，2015年，本國穀物貿易商 RIF成為第一大出口商，超過了前三位主要貿易商：瑞士的嘉能可、美國的嘉吉和新加坡的奧蘭。

需求：油價上漲，推升生物燃料需求，增加玉米等糧食需求，形成工業與人爭糧的現象。

進入2000年之後，歐美國家一直籌備生物燃料替代原油需求的方案，但由於油價的持續低迷，使得企業生產動力不足，嚴重依賴政府補貼。進入2003年，隨着全球總需求上行，原油價格開始擺脱30美元/桶的低位，並持續上漲，到2005年中突破60美元/桶大關。這給原本就想擺脱原油進口依賴的歐美國家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時機。

當油價突破60美元/桶之後，生產生物燃料變得有利可圖。於是在2006年，美國通過了一項法案，加大對生物燃料的補貼力度。此後生物燃料規模迅速增加，各國相繼出台法案，要求在車用汽油和柴油中添加生物燃料。

美國、歐盟、巴西是生物燃料主要生產國，佔全球80%以上。美國每年玉米產量的30%-40%用於生產燃料乙醇，約佔全球生物燃料的40%；巴西生物燃料約佔全球的20%-30%，主要利用甘蔗生產燃料乙醇，每年耗費甘蔗產量的50%；歐盟生物燃料約佔全球的15%-20%，主要利用植物油生產生物柴油，每年耗費植物油消費的45%-50%。

生物燃料的生產，需要耗費大量糧食，尤其是玉米等主要經濟作物，形成工業與人爭糧的現象，推動玉米等糧食價格的大幅上漲。2021年美國、巴西、歐盟用於生產乙醇和生物柴油等生物燃料的糧食高達3億噸。

成本：美國糧食霸權，將糧價與油價深度捆綁，石油危機與糧食危機往往相伴

一般而言，相較於價格，農作物成本變化相對穩定，主要影響糧價中樞。從美國20年來農作物成本變動來看，中樞整體上移，尤其是2003年-2013年，隨着全球石油價格的持續上漲，農作物成本漲幅也相對較大。

直觀來看，糧食價格和石油價格的關聯性很高，1960-2021年間，相關係數高達0.88。這與糧食的商業化生產密不可分，這一點從美國農作物成本構成可以清晰看出。2021年，大豆種植成本中，佔比最高的是土地，其次是機械、種子、農藥、化肥、人力、燃料動力等。

近年來由於實行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生產，同時又對於種子、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依賴性增多，這也使得糧食成本和油價的關係進一步加強。拖拉機、收割設備需要柴油驅動，天然氣是生產氮肥的主要原料。同時，較高的燃料價格會阻礙各國之間的糧食貿易，增加運輸成本。因此，糧價與油價往往同向變動。

流動性：美國糧食霸權，推動糧食金融化，使得糧價運行脱離基本面

通常而言，糧價是由供需、成本等基本面因素所決定。但2000 年以來，糧食金融化的特點逐漸凸顯。一方面，與美元大量增發有關，使得糧食市場成為吸收過剩流動性的場所，運行脱離實體層面，加劇糧價的短期波動。另一方面，國際金融資本或明或暗地與跨國糧食巨頭相互配合，在糧食恐慌期間，提供資本炒作機會。從大豆和玉米價格運行走勢來看，其與投機資本的持倉數量密切相關。

糧食金融化體現出美元霸權、石油霸權與糧食霸權的完美結合。美國通過長期超發美元，以推動寬鬆貨幣政策，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持續向全球範圍內注入流動性。石油和糧食成為吸納美元過剩流動性的完美場所，既防止本土出現大幅通脹，同時也成功地轉移美元危機，並且向外輸出通脹，對外糧食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承受嚴重的社會動盪。

三、美國如何從糧食危機獲利？

3.1  1973年糧食危機

1973年糧食危機的發生，與美國對全球糧食儲備的絕對控制力密不可分。糧食危機發生前，全球遭受持續的糧食減產問題。1968-1970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縮減糧食生產面積，同時極端氣候頻發致全球糧食減產，糧食庫存鋭減。1972年全世界糧食總儲備只有2.09億噸，相當於66天的存量。到1973/74年，澳大利亞的小麥期末庫存比1970/71年下降了93%，加拿大的小麥庫存下降了64%，美國小麥庫存下降了59%。同時，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導致化肥、農藥成本劇烈上漲，加大糧價的上漲壓力。但是糧食減產和石油危機，並不足以推動糧價漲幅達到3-4倍的高度。

更重要的原因是，蘇聯通過石油換糧食的計劃，向美國大舉購買糧食，導致世界糧食儲備鋭減。當時，蘇聯計劃向美國購買3000萬噸糧食，約佔全球糧食總庫存的14%。由於購買規模較大，美國政府向嘉吉公司等私營糧食交易商尋求幫助。而當時世界上95％的糧食儲備都在 6家跨國農業綜合企業的控制之下，它們是嘉吉穀物公司、大陸穀物公司、庫克工業公司、達孚公司、邦基公司和ADM公司，全部所屬於美國。

因此，在糧食巨頭和美國政府的配合下，全球糧食緊缺問題進一步加劇，美國在這場危機上獲得了低價的石油，也獲得了高價糧食帶來的出口收益。

3.2  2008年糧食危機

2008年，一場席捲全球的糧食危機發生，全球穀物價格漲幅最高達到100%-200%，僅次於1973年糧食危機。當時，由於發展中國家糧食需求增多，加上前期澳大利亞、烏克蘭、孟加拉國等糧食主產國的減產，世界糧食庫存處在低位。2008年度，世界糧食庫存/消費比重由2002年度的29%下降到17%，為30年來最低；世界糧食儲備僅為4億噸，只夠人類維持53天，而2007初世界糧儲可供人類維持169天。

而真正引發這場糧食危機的原因，並非糧食供應不足或是庫存偏低的問題，而是美元糧食霸權體系下，糧食能源化、金融化的體現。

與上一輪糧食危機不同的是，在現代化農業體系下，歐盟、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各國糧食產量明顯提升，美國在全球糧食貿易的重要性有所下滑，通過操縱糧食儲備控制糧價的方法已經不再適用。這輪糧食危機中，美國成功地藉助生物燃料、期貨市場，將油價、美元資本與糧價深度捆綁，再度享受糧價上漲帶來的經濟、政治利益。

糧食能源化背景下，石油危機成為糧食危機的推手。

進入2003年，全球原油價格開始擺脱30美元/桶的低位，持續上漲，到2005年中突破60美元/桶大關。這給原本就想擺脱原油進口依賴的歐美國家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時機。2006年，美國通過了一項法案，加大對生物燃料的補貼力度。這非但沒有壓低油價，反而推動玉米等糧食價格的大幅上漲，進一步加大糧食缺口。

由於世界石油價格的居高不下，美國、歐盟和巴西等國將大量原本用於出口的玉米、菜籽、棕櫚油轉用於生產生物燃料。2008年，美國20%的玉米被用於生物燃料生產，歐盟65%的油菜籽、東盟35%的棕櫚油被用於生物燃料生產。生物燃料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些傳統農業出口大國的農業生產格局並降低了出口。這些政策的變化不僅造成了食物供給的減少，更引起了市場對於穩定供給的擔憂和恐慌，進一步加劇了糧食價格上漲預期，導致各國貿易保護政策加強，通過限制出口，減少國內價格上漲壓力。

同時，隨着美國陸續推出“綠色革命”、“轉基因革命”，各國農業轉向現代化生產模式，嚴重依賴化肥、農藥、機械的投入，與石油密不可分。油價的持續上漲，極大地增加了農業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以美國生產的大豆、小麥為例，2008年，原油價格上漲34%，與石油相關的化肥、農藥、燃料費用總計上漲34%、42%，總生產成本分別上漲13%、20%。

糧食金融化的體現，則是美聯儲持續降息背景下，大量的投資資本進入大宗商品期貨市場。

由於市場預期國際農產品價格將維持高位，自2007年11月到2008年5月，超過400多億美元進入國際農產品期貨市場投機炒作。世界大量的糧食儲備被掌握在實力雄厚的國際基金炒家手中。2008 年，非商業持倉多頭總數激增， 大量投機資本做多玉米，並將玉米價格推向歷史新高，之後多頭勢力的減弱也使得玉米價格明顯下跌並再次迴歸低位。

3.3  2022糧食危機

2020年以來，在新冠疫情、拉尼娜極端天氣、俄烏衝突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全球糧價出現快速上漲，小麥、玉米、大豆價格已經突破2008年糧食危機水平。但從庫存、供需等基本面角度而言，糧價並不具備如此高的上漲基礎。儘管近年來小麥、玉米庫存持續回落，但仍處在歷史高位，明顯高於2008年糧食庫存水平。這説明，本輪糧食危機的發生，並非總量層面問題，而是與糧食供給的結構性失衡、糧食金融屬性的強化、石油價格的暴漲等因素有關。

進一步而言，全球糧價的高漲，實際上，與美國霸權體系下，對內治理失序、對外尋釁霸凌密切相關。2020年初新冠疫情發生後，美國首先通過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擺脱疫情對國內經濟的衝擊。過量流動性湧入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場，推動價格持續上漲，為國際金融資本炒作糧價提供完美土壤。同時，石油價格上漲，推升糧食生產和運輸成本，導致糧價進一步上漲。待美國國內通脹壓力加大，開始回收流動性之時，又藉助北約東擴，觸發俄烏衝突，擾動歐洲局勢，促使更多海外資金迴流，同時又進一步加劇全球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供需緊張局面。

5月2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法德兩國領導人舉行電話會談時，提到造成糧食供應困難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國家錯誤的經濟金融政策以及實施的反俄製裁。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美國和歐盟禁止俄羅斯輪船利用其港口等基礎設施，其中，俄羅斯新羅西斯克港口受到制裁，該港口曾承擔俄羅斯50%的糧食出口量。

這場糧食危機中，美國成功地藉助糧食霸權向外轉嫁危機，不僅收穫了國內增長的紅利，擺脱2016年以來全球糧價的持續低迷，同時也嚴重擾亂外部局勢，進一步鞏固美元霸權地位。

目前，在歐美等國的軍事、經濟援助下，俄烏衝突已經轉向持久戰模式，對全球糧食生產帶來進一步衝擊。

俄羅斯和烏克蘭作為世界兩大糧倉，2021年，擁有全球小麥產量的17%、出口量的33%，擁有全球玉米產量的5%、出口量的20%。近50個國家依賴這兩個國家滿足自身至少30%的小麥進口需求，其中26個國家逾半數的小麥進口來自俄烏兩國。同時，鉀肥供應正受到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制裁的影響，2019年，這兩個國家佔全球鉀肥生產和出口的40%左右，也將會影響農作物產量。

戰爭帶來的烏克蘭糧食出口受限和產能受損，對全球小麥、玉米供應鏈帶來較大沖擊。

一方面，由於海港遭封鎖，烏克蘭700萬噸小麥、1400萬噸玉米粒、300萬噸葵花籽油等農作物無法進入國際市場。5月21日，烏克蘭外長表示，烏克蘭及其合作伙伴已經為糧食出口開闢了兩條陸路替代路線。但烏克蘭糧食能否及時進入國際市場，平抑糧價，還存在不確定性，5月28日，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美國和歐盟聲稱在最近兩個半月內從烏克蘭向非洲和中東國家運輸2000萬噸糧食，但實際上，這批糧食正被運往位於德國、波蘭、立陶宛、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歐洲國家的糧倉。

另一方面，戰爭導致烏克蘭春播減少，影響新作年度產量。每年3月至5月是北半球的春播時節，烏克蘭春播主要種植玉米、大米、大豆、向日葵等作物。5月28日，烏克蘭2022年春季作物播種幾乎結束，但播種面積比2021年減少22%。

美國農業部5月供需報吿顯示，烏克蘭2022/23 年小麥產量為2150萬噸，比上年度減少35%，出口量1000萬噸，較上年度減少47%，2022/23年度全球小麥產量為7.75億噸，較上年減少0.6%；烏克蘭玉米2022/23 年產量或降至1950萬噸，較上年減少54%，2022/23年度全球玉米產量為11.81億噸，較上年減少3%。

在出口受限、化肥短缺、運輸中斷、油價推升生產成本的背景下，全球小麥、玉米價格持續上漲，引發各國貿易保護政策加強，恐慌程度甚至高於2008年糧食危機時期。

3月以來，數個國家宣佈禁止糧食出口，據IFPRI統計，截至5月下旬，已有23個國家轉向糧食保護主義，受限制農產品在全球食品貿易中所佔比例達17%，加劇糧食供應鏈不穩定性。例如，佔全球小麥出口4%的印度，在遭受國內高温天氣、糧價上漲、出口加速的背景下，5月13日，印度宣佈小麥出口禁令，此後小麥價格大幅上漲。5月17日，印度政府被迫宣佈部分放寬小麥出口，允許向埃及出口一批小麥。

今年1-5月，全球小麥、玉米價格漲幅均超過30%，已創歷史新高。未來，全球乾旱天氣、烏克蘭糧食減產、各國糧食禁運等問題或將持續影響糧食供應，預計全球糧價易上難下，仍將延續高位運行。若烏克蘭糧食出口限制得以解決，或將部分緩和當前高漲的糧價。

供給角度看，俄羅斯方面，俄烏衝突並未影響其糧食產量和出口，好於市場預期。5月27日，俄羅斯農業部表示，本農業年的糧食出口總量估計將超過3700萬噸，下一農業年預估為5000萬噸。烏克蘭方面，2000萬噸糧食能否順利運出，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未來仍需關注。但能夠確定的是，戰爭已經影響烏克蘭的春播進程，美國農業部預計，下一年度烏克蘭小麥、玉米減產將分別超過1000萬噸、2000萬噸。此外，全球拉尼娜現象持續概率加大，乾旱在美國和太平洋小麥生產地的多數地區持續存在，將影響未來糧食供應。

需求角度看，高油價引發美國等加大生物燃料使用，將對糧食市場帶來進一步擾動。目前美國玉米產量佔全球的30%，接近 40%美國玉米用於燃料乙醇生產，當前高企的能源價格刺激乙醇端玉米消費。4月12日，美國宣佈6月到9月開放高乙醇含量（15%）汽油銷售，以控制油價，而目前美國大部分地區出售的汽油所含乙醇比例為10%。

四、風險提示

俄烏衝突時間持續超預期；全球原油價格超預上導致經濟快速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