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有那麼一個職位在美國企業裏常見，中國職場人士卻幾乎很少聽説，它是什麼？

首先排除工會主席，其實中國大多數企事業單位都普遍建立有工會組織，並且從全國總工會到基層工會存在一套嚴密的組織架構。

正確答案是“首席多元化官”，縮寫為CDO。2021年開始，CDO在美國政商界的需求激增，幾乎達到之前的3倍。

CDO誕生的歷史淵源雖然深遠，但作為一項比較新的工種，出現至今不過短短几年。去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任命了國務院首任首席多元化官，在此之前，Facebook的CDO麥克新·威廉姆斯已經躋身CEO扎克伯格和COO雪莉·桑德伯格所在團隊。

CDO在美國社會中存在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職級與權威，正在以一種決絕且不可逆，並充滿歷史必然性的姿態蒸蒸日上。

這種趨勢或風潮是如何蔚然流行起來的，對公司經營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國企業又能從中得到那些啟示？

以及，作為人類進步代表而存在的“女權主義”，為何在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依然承受着如此激烈的爭議。

01

奧巴馬

最新一則關於CDO任命的消息來自動視暴雪，克里斯汀·海因斯將在4月25日出任該公司首席多元化與包容官，並向人事主管彙報工作。

海因斯來動暴只有三件事：女權、女權、還是那什麼女權。新任CDO還未到崗，已經承諾在未來五年內將公司女性和非二元性別職員數量增加50%，並將與旗下所有團隊合作，確保遊戲中包含多樣性和包容性文化。

克里斯汀·海因斯

海因斯與美國國務院CDO吉娜、海德思哲上月任命的CDO塞西莉亞一樣是黑人女性。後者此前在美國歐萊雅擔任CDO，更早之前就任於摩根大通從事多元化工作。

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存在於“多元化”定義和含義中的主要矛盾：首先考慮種族和性別因素，其次是宗教、性取向、環保和其他。CDO在美國商業界的發展歷程也體現了這一點。

2016年，普華永道美國主席蒂姆·萊恩發起“D&I”——即“企業多樣性和包容性”行動，一年內超過300名世界500強CEO通過簽署承諾書參與了這項行動。3年後，尼爾森CEO大衞·肯尼宣佈親自擔任公司CDO，宣吿了“D&I”發展到新的高度。

直到2020年，這項運動終於迎來真正的高潮。

當年6月，美國“黑命貴”事件之後，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股公司對CDO的招聘數量在以之前3倍的速度增長。不到一年，麥當勞、微軟、波音和IBM等超過60家公司任命了有史以來第一位CDO。

循着這條脈絡往前探索會發現，“D&I”行動的主旨上溯至奧巴馬時代已經初露崢嶸。這位黑人總統本身就是多元化的象徵，並在任內主打的醫保改革中列入為女性報銷整容手術費條款，以及支持最高法院做出同性婚姻合法化這一歷史性裁決。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奧巴馬在兩屆任期內的表現，普遍的觀點是“做成的事情不多，留下的事情更少”。既沒有將美國拖出金融危機泥潭，在醫療、税收、教育和族裔和解等領域承諾的改革也極為有限，基本可以用“平庸”來總結其白宮生涯。

然而在卸任後的漫長歲月裏，奧巴馬依然被美國人民懷念着他的膚色和演講中不時展現的迷人微笑。“政治正確”的魔力就是這樣神奇，它為政治家的角逐平添助力。

商業領域同樣如此，與人為的多元化站在對立面的是市場天然的選擇。在以前這往往指的是學歷、經驗、創造力或工作表現等指標，如今它們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或犧牲。

這是“政治正確”必須付出的代價。當然在利益導向的市場中，既然甘願付出如此高昂的成本，意味着勢必能換來覆蓋這個成本的可觀回報。

這種回報和成本之間是如何換算的，它又為什麼能產生這樣的回報？

02

希拉里

仍然以動視暴雪為例，這家北美最大的遊戲發行商年初被微軟以687億美元收購，引起不小轟動。

整個2021年，動視暴雪取得88億美元營收，同比增長近9%。淨利潤27億美元，同比增長23%。業績表現還不錯，但年內股價跌幅最高達到45%，單第四季度就跌了30%。

這跟該公司深陷職場騷擾和性別歧視的輿論爭議不無關係，這才有了克里斯汀緊急上任CDO。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Facebook，該公司2020年僅有3.8%的黑人和5.2%的拉丁裔僱員。

“政治正確”的威力一至於斯。站在輿論爭議中心的動視暴雪和Facebook首席執行官Bobby Kotick與扎克伯格兩人都屬於傳統白人精英的典型代表，白手起家在硅谷闖出了名頭。這批精英成長於自由主義思潮下，那一時期的美國價值觀以白人至上與男權主義為核心。

如今，多元主義思潮正在對他們所屬的精英白人羣體和傳統價值觀造成衝擊，這在文藝界表現得更為明顯。

好萊塢被一向認為是男權與白人主義的重災區，10年之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5000多名成員中的男性佔比為77%，非裔佔比則為2%。

2016年開始興起的#OscasrsSoWhite與#MeToo運動改變了這一局面，以哈維·韋恩斯坦、伍迪艾倫、凱文史派西和約翰尼德普為代表的一批白人男性被剝奪話語權。相反，許多在好萊塢傳統價值體系下職業生涯慘淡的演員，反倒憑“政治正確”煥發了第二春。

至此，以洛杉磯好萊塢為正面戰場、紐約華爾街爭做急先鋒、舊金山灣區充當主力軍的“政治正確”版圖基本清晰，我們所要尋找的答案也呼之欲出了。

2020年，美國人口調查局公佈的普查結果顯示，非拉美裔美國白人數量從2010年的1.96億下降到1.91億，這使得白人佔總人口比例下降到57.8%，雙雙創歷史新低。而拉美裔人口占比增加了2.3個百分比到18.7%，亞裔則是6%。根據國家統計局預測，最早在2044年，白人就將失去在美國人口中的多數地位。

無論金融行業、互聯網行業還是服務行業，都要追求自己的投資者、用户和消費者在人口比例中的最大值。CDO大行其道，歸根結底仍然是企業自身的利益指向。

同時，華盛頓、硅谷、華爾街和好萊塢製造的這批新生政治、科技、金融和文藝精英也是民主黨最主要的政治獻金來源和票倉。因此希拉里在2016年確立的競選路仍然與奧巴馬如出一轍。

她本身即是女性主義最好的寫照，在與特朗普的辯論中也集中攻擊對方几年前的女性侮辱言論。甚至在大選前夕表示如果自己當選，將給予1600萬非法移民大赦。所以，我們看到大多數頂級NBA黑人球星、好萊塢演員甚至科技大佬都為希拉里站台。

但特朗普還是贏了，這狠狠掀開了“政治正確”這塊精緻的遮羞布。

03

特朗普

在扛起“政治正確”大旗的移民、少數族裔、婦女和LGBT羣體之外，美國社會中還生活着這樣一羣幾乎被人們忽略的“可憐人”。

他們出生於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在“美國夢”的榮光照耀下長大，卻在中年時失去收入來源。他們攢不夠退休金，未來無望，只能沉溺於毒品和酒精，在絕望和痛苦中結束慘淡的一生。

他們就是生活在被稱作“鐵鏽帶”的五大湖地區，《紐約客》文章中“因絕望而死”的美國中年白人羣體，也是為特朗普搖旗吶喊的主要人羣之一。

這些失去社會地位的“無恥之徒”是構成美國民粹主義風潮的主要力量，他們選擇特朗普成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後者打着“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旗號，試圖重振美國製造業。以默瑟家族為代表，對多元化深惡痛絕並堅持白人男權至上主義的傳統資本家族支持下，給了希拉里和她的“政治正確”一記響亮的耳光。

然而從本質上説，無論民粹主義還是政治正確其實同病相憐，都是美國經濟體制下一母雙生的同胞兄弟。

美國經濟社會運行遵循“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這就使得曾代表美國製造業榮光的五大湖一帶重工業城市逐步衰落，以產業鏈為單位的就業崗位向亞洲發展中國家轉移。

隨着傳統美國人引以為傲的鋼鐵製造業、汽車製造業等重型工業逐步消失，從華爾街到硅谷的金融—互聯網資本循環，打造了一架不眠不休的金錢機器。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華爾街巨頭與政客、經濟學家沆瀣一氣，共同完成了解除金融管制的歷史使命，雖然這引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但受到經濟危機影響失去工作的5000萬人大多數是底層人士，雷曼兄弟5名高管反倒在金融危機之前的7年裏賺了10億美元。

08年之後，美聯儲來了一波4萬億美元的大放水，疫情之後又放了6萬億。放水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流向股市和互聯網公司製造一批又一批億萬富翁，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

根據牛津經濟研究院計算，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美國收入排名前20%人口財富增加了兩萬億美元，收入前0.1%的富人年收入平均是後90%人口的196倍。

富人在貨幣寬鬆政策之下繼續受益於股票、土地等資產的上漲，沒有資產的人們卻只能揹負食品價格高企的重擔。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治正確編織了一個美好的謊言，但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財富分配方式。對膚色、性別和性向的區分，被鼓吹成掩蓋階層矛盾的價值體系。

然而這本質上是在不觸及根本性社會變革的前提下，緩和一些尖鋭矛盾的權宜之計。它解決不了問題，只能朝着愈演愈烈的路上一去不返。

04

結語

《獨立宣言》第一段寫着“人人生而平等”，這是美國憲法的基礎，也是社會運行準則。

許多人試圖以此證明政治正確是天賦人權的延續，實際上這段話後面就寫着，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憲法賦予人在生命、自由受到威脅時受到保護的權利，但無法保證每個人都得到幸福。有追求就會有失敗，必然造成結果上的不平等，這正是“政治正確”所反對的。

凡事過猶不及，“政治正確”同樣如此。它誕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人權運動，本來是社會進步的代表，但逐步走向極端化的表達與教條化的執行，正在將它推向自身的對立面。

“極端”是很可怕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演變為納粹，極端的自由主義釀成經濟危機，極端的精神解放創造了嬉皮士文化。如果政治正確仍然義無反顧地走向極端，最終必將遭到反噬。

反者道之動，人類永遠無法逃脱這個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