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高瑞東宏觀筆記，作者：高瑞東 劉星辰

核心觀點

從美德經驗來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基尼係數與製造業比重呈現負相關性。穩定製造業，一方面，可以減緩轉型中面臨的經濟減速，保證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可以穩定和擴大就業，壯大中等收入羣體，避免收入差距擴大。建立強大的製造業，將爲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物質保障；也是中國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

爲何強調穩定製造業比重？

從各國經驗來看，當步入以服務業爲主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速開始下滑，甚至出現“鮑莫爾病”。相較於發達國家，我國製造業比重回落過快，製造業根基尚未牢固，過早“去工業化”不利於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美歐經驗看，縮小貧富差距，關鍵在製造業。

從美國和德國實際情況看，製造業產值佔比和基尼係數呈現負相關關係。美國的製造業佔比自20世紀60年代初的37%持續回落至2020年的15%，同期基尼係數自40%不斷上升至49%。而德國截然相反，1991年以來，德國製造業佔比長期穩定在20%左右，基尼係數也常年穩定在30%附近。

美國製造業佔比過低，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根源。二戰後，美國經歷三次產業結構變遷，將中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重心轉向技術密集型，多數就業人口被迫轉移至低附加值第三產業。2020年，70%的就業人口集中在勞動生產率最低的低附加值第三產業，僅有15%的就業人口分佈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高附加值第三產業。

德國通過穩定製造業，有效避免貧富差距擴大。與美國不同的是，德國在產業轉型時，堅守“德國製造”的立國之本，保障製造業佔比的長期穩定。同時，德國金融業佔比偏低，第三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附於第二產業，產業模式仍然圍繞製造業。截至2020年末，德國有24%的就業人口分佈在第二產業，高於美國的14%；58%的就業人口分佈在低附加值第三產業，低於美國的70%。

美國與歐盟不遺餘力發展製造業，提升居民福利。

2020年12月，歐盟通過2萬億歐元財政刺激計劃，致力於打造一個更具韌性、更加綠色和數字化的歐洲。2021年10月，拜登公佈1.75萬億美元重建美好未來法案，旨在加大教育、兒童、醫療、社保、住房等公共福利，並將能源、氣候相關的綠色投資作爲首要支出項。

綠色科技雙引擎，中國製造再度起航。

一方面，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消除絕對貧困人口，但現在收入分配不均問題仍然嚴峻。下一步將通過區域協調發展、加強反壟斷監管、調節過高收入，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措施，在初次分配環節注重效率，在再分配環節注重公平，打造橄欖型社會。

另一方面，爲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應當實施系統性、大規模的製造業振興計劃，不僅包括髮展“專精特新”和攻克關鍵“卡脖子”技術，還要依靠雄偉的“碳中和”計劃，推動中國製造業整體升級。

爲何強調穩定製造業比重？

2012年以來，國內製造業處在增速換擋、結構調整的陣痛期，製造業增加值比重持續走低。2013年以來，製造業增加值增速逐年回落，且持續低於整體經濟增速。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從2011年的高點32%，持續回落至2020年末的26%。

外部來看，全球需求增速趨勢性放緩，全球製造業價值鏈面臨重構風險，我國面臨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高端製造業向發達國家迴流的雙重擠壓。內部來看，隨着人口紅利的衰減，我國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成本逐年上升，製造業低成本優勢逐漸減弱，疊加產能過剩問題凸顯，進一步擠壓企業利潤空間。當前，傳統製造業步入轉型升級期，而先進製造業尚待壯大，國內製造業處在增速換擋、結構調整的陣痛期。

相較於發達國家而言，我國產業鏈仍處於中低端水平，近年來工業增加值比重回落速度過快，存在過早“去工業化”風險。2012年，我國工業增加值比重開始回落，9年內共下降8.7個百分點。而對比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韓國等七個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增加值比重回落的前9年內，平均下降4.2個百分點。參照工業增加值比重相當的德國，在去工業化的前9年內，德國工業增加值比重僅回落6.4個百分點，降幅同樣低於中國。

儘管第三產業成爲國內經濟的新引擎，但我國仍處於工業化發展階段，製造業仍是國內的支柱產業，更是雙循環的重要保障。2020年，我國製造業貢獻 26%的GDP、22%的就業人口、40%的固定資產投資。近年來製造業佔經濟比重過快下降問題，已經引起政府高度關注，“十四五”規劃中，將穩定製造業比重作爲重點任務。因此，“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及“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並刪除“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服務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將製造高質量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穩定製造業佔比，可以減緩經濟轉型中面臨的減速問題，保證蛋糕總量的持續增長。從各國經驗來看，當步入以服務業爲主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速會呈現下降趨勢，甚至出現“鮑莫爾病”。“鮑莫爾病”是指，當勞動力不斷從進步部門向非進步部門轉移時，整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漸變爲零。其中，“進步部門”是指應用先進技術設備、能大規模生產、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的製造業部門。“非進步部門”是指傳統服務業，由於新技術應用較少，勞動生產率長期保持在一個恆定水平。

穩定製造業佔比，有利於穩定和擴大就業，壯大中等收入羣體。製造業仍是我國吸納就業羣體最多的行業，但近年來製造業就業人口持續下降。2020年，城鎮就業人員中，製造業就業人員爲3806萬人，佔就業人口的22%，較2014年的高點已經減少1438萬人。製造業流出的人口，多數進入金融、教育、房地產、租賃和商務服務等行業。

同時，由於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不強，新增就業多數集中在面向國內消費的生活性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偏低，市場需求也相對有限。因此，穩定就業市場，需要改造提升傳統製造業，培育製造業新動能，並配合勞動技能培訓，幫助更多羣體進入中等收入行列。

通脹：PPI持續走高，CPI低位運行

美德經驗看，縮小貧富差距，關鍵在製造業

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收入和財富面臨重新分配，容易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往往伴隨着勞動力在城鄉、區域、行業之間的重新分配。各個行業由於生產效率的差異，形成勞動力收入水平的分化，進而帶來新的收入差距，以及財富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在資本逐利性的驅動下，資源會優先向少數具備高回報率的行業集中，導致少數人掌握社會的大多數財富。

現實經驗看，縮小貧富差距，關鍵在於穩定製造業佔比。從美國和德國實際情況看，製造業產值佔比和基尼係數呈現負相關關係。美國的製造業佔比自20世紀60年代初的37%持續回落至2020年的15%，同期基尼係數自40%不斷上升至49%，顯示出製造業佔比回落的過程中，貧富差距也日益擴大。而德國則截然相反，1991年以來，由於德國政府和企業重視製造業投入，製造業佔比長期穩定在20%左右，基尼係數也常年穩定在30%附近。

2.1  美國製造業佔比過低，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根源

二戰後，美國經歷三次產業結構變遷，將中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二戰”結束後，美國提出“歐洲復興計劃”，對西歐各國戰後重建進行資金援助，並擁有大量的商品出口市場，美國工業迎來歷史上的黃金時期，工業產量穩居世界第一，美國製造業產值佔世界製造業總產值的份額一度達到40%。此後，隨着西歐和日本的崛起，加上本國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美國開始將紡織、鋼鐵等製造業向外轉移。

上世紀70年代後，美國進一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電子產品加工製造業向日韓等亞洲國家轉移。90年代以後，在信息革命的推動下，美國大力發展通訊設備、計算機、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並引進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加以改造，金融保險、信息通信等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取代了鋼鐵、汽車和機械行業，成爲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美國第二產業增加值佔比自上世紀60年代初的32%回落至2020年末的23%。同期，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比自49%提升至76%。

隨着美國製造業重心轉向技術密集型，對勞動力需求減少，多數就業人口被迫轉移至低附加值第三產業。美國製造業向外轉移的過程中，本土製造業空心化現象嚴重，傳統的汽車、電氣設備、機械、加工金屬等行業增加值佔比自1977年的7.5%回落至2020年末的2.4%，而計算機電子行業增加值佔比常年保持在1.4%以上。

傳統製造業淡出的過程中，第二產業就業人口佔比自上世紀60年代初的33%降至2020年末的14%。同期，第三產業就業人口自64%提升至85%。其中，70%的就業人口集中在勞動生產率最低的低附加值第三產業（批發零售、交運、教育醫療、藝術娛樂等），15%的就業人口分佈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高附加值第三產業（金融保險、房地產、租賃、技術服務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高附加值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較高，吸納人數有限，絕大多數勞動人口流向低附加值第三產業，如批發零售、教育娛樂等。另一方面，低附加值第三產業，由於技術含量低，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因此勞動生產率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勞動報酬增長緩慢。

2.2  德國通過穩定製造業，有效避免貧富差距擴大

與美國不同的是，德國在產業轉型時，堅守“德國製造”的立國之本，保障製造業佔比的長期穩定。2020年末，德國製造業增加值佔比爲20%，較1991年僅下滑5個百分點。

德國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保障就業人口的合理分佈，有效避免收入差距擴大。受益於德國高端製造業的紅利，第二產業享有最高的勞動生產率，同時衆多細分領域的中小企業，也提供了較多就業崗位。2020年末，德國有24%的就業人口分佈在第二產業，高於美國的14%；17%的就業人口分佈在高附加值第三產業，高於美國的15%；58%的就業人口分佈在低附加值第三產業，遠低於美國的70%。

與美國不同的是，德國第三產業主要依附於第二產業，產業模式仍然圍繞製造業。19世紀30 年代，伴隨蒸汽機的到來，德國開始發展紡織等輕工業，同時重視鋼鐵、機械等重工業發展。20世紀初，藉助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德國一舉完成對英法國家的超越，不僅改造傳統機器設備製造業，而且開拓化學和製藥等高新製造業。1914年，一、二、三次產業在GDP比重分別佔25%、40%和35%，初步具備現代化產業結構。

二戰後，戰後重建需求的推動，疊加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德國製造業進入快速發展期。1970年，德國第二產業比重達到57.6%，超過第一和第三產業總和，達到歷史最高值。此後，由於國際重化工業產品市場需求疲弱，加之石油危機爆發，本國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德國被迫進行新一輪產業結構轉型。鋼鐵、造船等高耗能工業發展相對停滯，製造業增加值佔比快速回落，從1970年的36.5%下降到90年代初的23%左右。

同期，德國第三產業佔比逐漸超越第二產業，但不同與美國市場，德國金融業佔比偏低，第三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附於第二產業，例如針對德國生產的機械設備，提供後續的企業培訓、設備調試和售後服務等。因此儘管第三產業成爲德國的主導產業，但整體產業模式仍然是由第二產業帶動的。進入90年代後，德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提振製造業的產業政策，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在機械、汽車、電氣設備等高附加值行業保持全球領先水平，另外大力支持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產業。

德國製造業長期保持全球領先優勢，源於政策、教育、創新等多方面的支持。2021年4月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發佈的 “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數”，德國憑藉汽車、機械、化工等優勢產業，穩居全球第一名。

政策層面，德國政府及時出臺各類產業政策，幫助產業結構調整。1958-1975年，德國魯爾區出現採煤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政府先後出臺《煤炭適應法》、《改善區域經濟結構共同任務法》等，通過以促煤爲目標的政策幹預，實現煤炭公司的重組，使煤炭的生產能力有計劃地、逐步地適應能源經濟的發展。1975-1987年，德國的鋼鐵工業出現了大量生產過剩，政府對鋼鐵業發放投資津貼，幫助經濟在經濟轉型中保持平穩。德國對鋼鐵業的補貼到1981年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0.3%。

進入2000年之後，德國政府加大對計算機、信息技術的投入力度，旨在提升製造業的智能化、綠色化水平，如高技術戰略（2006年）、2020高技術戰略（2010年）、“工業4.0”戰略（2013年）、數字化戰略2025（2016年）、國家工業戰略2030（2019年）。

教育層面，除重視培養研究型人才、高技術人才外，德國開創以“雙元制”職業教育爲特色的勞動力培訓體系，培養適應新技術和新工藝的製造業技術工人。科研創新方面，2018年德國研發投入約佔GDP的3.1%，僅次於日本和韓國，其中企業貢獻七成，國家投入佔三成。

三、美國與歐盟不遺餘力發展製造業，提升居民福利

美國版共同富裕計劃，旨在加大教育、兒童、醫療、社保、住房等公共福利，並將能源、氣候相關的綠色投資作爲首要支出項。2021年10月28日，拜登公佈了重建美好未來法案（Build Better Back）新框架，總支出1.75萬億美元。儘管該計劃規模相對7月初民主黨提出的3.5萬億美元大幅削減，但支出的優先項仍然圍繞改善兒童保育、擴大醫療保險覆蓋範圍、完善社會安全網以及實現美國2030年碳排放減半等目標展開。其中，兒童保育支出4000億美元，醫療支出3150億美元，社保支出2900億美元，住房投資1500億美元，能源、氣候投資5500億美元。

歐盟通過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幫助歐盟各國在經濟復甦過程中，實現綠色和數字化轉型。2020年12月17日，歐盟理事會通過了歐盟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包括歐盟2021-2027年多年度財政框架（MFF），以及下一代歐盟計劃（NGEU）。

一方面，歐盟2021-2027年多年度財政框架（MFF），將爲歐盟27國提供近1.21萬億歐元資金支持，以打造一個更具韌性、更加綠色和數字化的歐洲，實現歐盟各國的經濟復甦。另一方面，下一代歐盟計劃（NGEU）規模達8069億歐元（其中，援助資金4075億歐元，貸款3858億歐元），主要用於研究於創新、數字化轉型、氣候變化等，加速歐盟復甦的同時助力其實現雙重轉型的目標。截至2021年10月5日，歐盟理事會已批準19個成員國的經濟復甦計劃，盧森堡、比利時、葡萄牙、希臘等國家已陸續獲得相應的預融資款項。

綠色科技雙引擎，中國製造再度起航

歷經八年，中國通過精準扶貧，打贏脫貧攻堅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收入分配不均問題仍然嚴峻。“十三五”期間，我國低收入羣體收入增速明顯加快，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但基尼係數顯示，近年來貧富差距有所擴大，可能與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偏低，高收入羣體收入增長過快有關。

實現共同富裕，需要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規模，打造橄欖型社會。具體包括，在初次分配環節注重效率，通過區域協調發展、加強反壟斷監管等措施，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和協調性；在再分配環節注重公平，調節過高收入，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爲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應當實施系統性、大規模的製造業振興計劃，不僅包括髮展“專精特新”和攻克關鍵“卡脖子”技術，還要依靠雄偉的“碳中和”計劃，推動中國製造業整體升級。10月27日，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峯行動方案》，提出工業領域要加快綠色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力爭率先實現“碳達峯”。一方面，針對傳統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加快退出落後產能，推進低碳工藝革新和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包括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