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作者： 聶輝華
躺平是對社會公平的期待
界面新聞：鼓勵和讚美“狼性文化”的時代好像還沒有過去很久，但是近兩年從996受到批評，到摸魚成為正義，再到很多人想要“躺平”，你怎麼看待這種話語的轉變？
聶輝華：這件事值得警惕。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在讀《資本論》，這都説明某種程度上階層之間的張力比較明顯了。中國收入的基尼係數和財產的基尼係數有擴大的趨勢，很多人覺得奮鬥已經沒有希望了。個體很難對抗整個社會潮流，對抗資本家，但很多人可以表達無聲的抗議或者以類似行為主義的方式引發關注。
很多人喊着要躺平的人不是真正的躺平，這裏麪包括三類人。一類是説我要躺平不幹了，説一説來自嘲，緩解壓力。第二類是真的不想幹了，換一種方式來找回自己。第三類是因為絕望，這是極少數。大多數人是第一二種，主要是表達消極態度和不滿。這種説法得到很多人共鳴，因為這是很多人內心想法。
為什麼會有不滿？因為現在社會的遊戲規則對他們不利。競爭的不公平會體現在三點。
第一，規則建立在先天條件上，過於依賴初始稟賦，這不公平。出生在好的家庭、差的家庭，起點不一樣，對之後的學習工作會有很大的影響，那這就是建立在先天條件上的規則。
第二，遊戲規則本身不太公平，説白了就是權力尋租。這個問題和起點沒關係，比如兩個人起點一樣，但一個人會搞關係、拍馬屁，能得到更好的待遇，就也不公平。
第三，個人成敗與運氣關係太大，而運氣是沒有辦法通過努力改變的事情。比如説，兩個人都是2001年畢業，一個人當時就在北京買房，現在就賺了。另一個人説要多讀書，讀完三年，碩士畢業再買，也還行。但讀了博士、博士後，晚了五六年，房價就飛漲了。請問多讀書的人有什麼錯嗎？就因為多讀書迎上了高價，憑什麼？又比如，一個人因為早出生兩年就分到了房子，晚出生兩年就分不到房子，這也是運氣。要是這樣，努力有什麼用呢？而一個好的社會一定可以通過努力來彌補不足。如果努力彌補不了，那就是社會規則有問題。如果政策很穩定，可預期，那麼需要的運氣因素就越少，如果政策不可預期，那就要拼運氣了。
這三點因素，後兩點過去也存在，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起點不公平導致的“內卷”。因為贏者越來越贏，輸者越來越輸的馬太效應非常明顯了。
界面新聞：之前我們採訪過《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的作者田豐，他吿訴我們，中國現在還有上升的空間，年輕人之所以不努力，是因為“對於年輕一代，努力是一個選擇題，不是一個必答題”。他認為90後、00後的壓力沒有60後那麼大，因為過去進城務工的60後是全家的希望，如今這一輩人把房子蓋好了，90後“只需要養活自己就行了”。而他認為“努力也沒用”的心態其實來源於大城市過高的房價。
聶輝華：不是的。不是説有錢可以不工作才躺平，如果是這樣的話，表達躺平的應該是富二代、官二代。但是現在哪個富二代、官二代是説躺平？當然，富二代、官二代可以躺贏。有個老師給我微博留言，説“大家之所以躺平，是因為有躺贏”啊。有“躺贏”，就是規則不公平。
房價只是一個因素。而且並不是大城市的人才表達想要躺平。子女教育、養老、房價、奮鬥的希望，都可能成為躺平的因素。
界面新聞：好像躺平也不僅是在工作層面上的。比如今天的熱點是“三孩生育政策來了”，未來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這背後也是年輕人生育意願的低下。在你看來，工作上的躺平和生育意願低等一系列的現象內部是否有什麼聯繫？
聶輝華：有關聯。就是因為上升通道越來越窄，年輕人壓力越來越大。無慾望社會當然也包括不生孩子。大多數人有了孩子就有了奮鬥的動力，沒有奮鬥動力，就不會想要孩子，是惡性循環。
年輕人生育慾望低很正常。三孩政策出台後，網上大部分人是一片自嘲，反映冷淡。有人舉例，你不買三輛特斯拉，難道是因為特斯拉限購嗎？還有人説，如果你家裏養了頭母豬，母豬生崽少，你不應該反思一下為什麼生崽少，而不是不斷催生嗎？
界面新聞：你是1997年從農村考進北京的，那時候是上升空間是不是挺大的？
聶輝華：那個時候，對初始稟賦的依賴沒有那麼強，社會上升空間比較大。我從農村出來的，是因為大家都上一樣的課，不用上輔導班。如果我讀小學的時候要讀輔導班，那我很可能就考不上北京了，因為沒錢。現在之所以家庭教育突出了，是因為國家教育後退了。國家可以動用資源進行再分配，但是家庭動不了整個盤子。現在小學三點半放學，學生能學到什麼？而且有幾個雙職工三點半可以下班的？那怎麼辦，只能讓孩子上輔導班。所以説現在鼓勵“快樂教育”，最後的受害者是窮人，我是堅決反對“快樂教育”的，因為教育本來就是痛苦的過程。有什麼東西好聽好玩又不費勁呢？很多人都希望聽老師的課和聽相聲一樣，這怎麼可能？
社會能容納失敗、容納弱者，人們才更敢奮鬥
界面新聞：你關注“權威的錯位配置”，也就是説一個人在一個領域成功，擁有某種權威，那就在其他領域也擁有相應的權威。這導致各個階層之間無法進行平等的對話。能否談一談各個階層能夠進行平等對話的社會是什麼樣的？
聶輝華：這和社會文化有關。中國人崇拜兩個東西，一個是暴力，一個是金錢，兩者都和權力有關。在我們國家，做服務員、洗盤子，沒有什麼地位，但是在美國、歐洲不是這樣的，人家認為這就是一種工作方式。在中國，很多人去點菜，一拍桌子，大喊“服務員快過來”，在西方你試試看，人家就不過來。在我們這兒，在街上乞討是最丟人的。但國外有人在街上乞討，也可以比較體面。是因為我們社會等級太森嚴，太強調社會階層的差異了。
如果有人贏家通吃，其他人沒有活路，那某種程度上整個社會是一種零和博弈。一個和諧社會是一個給人希望的社會。社會不會過於強調線性思維，什麼都強調一個標準。比如説看誰學歷高，看誰賺錢多。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是寬容的、多元的社會，有錢人和沒錢的人，當官的和不當官的差別不會那麼大。如果不想上進的人也能過得比較好，那人們就不太擔心了。因為每個奮鬥的人都可能失敗，如果一旦失敗就沒有希望了，那就會不敢失敗，就會焦慮、會鋌而走險。我們會看到一些投資者失敗了，就跳樓了，就是因為他們不能承受失敗，因為這個社會不允許弱者存在。在一個能容納失敗、容納弱者的社會，人才更敢奮鬥。
界面新聞：這次“躺平”得到熱議也是因為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長聘副教授李鋒亮説，大家都在談“內卷”，正説明了社會是可以通過競爭獲得上升機會的。他認為“躺平”是極不負責任的態度。你認為“內卷”和“躺平”是什麼樣的關係？
聶輝華：我不同意他的這種説法。內卷太厲害了，卷得沒有希望了，所以躺平就是不滿，是絕望。不能籠統地説社會還有機會。社會當然總有機會，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有人買彩票中了一個億，那是不是據此可以説普通人也可以一夜致富？如果社會只有1%的人有機會，那對99%的人來説這個機會有什麼意義呢？
界面新聞：這些和中國的經濟速度放緩有關係嗎？
聶輝華：沒有什麼關係。增速放慢是因為經濟底盤大了。很多國家在達到中高收入之後都可能出現階層固化的現象，是因為既得利益者更容易維護既得利益了。過去也有一些依賴初始稟賦的規則，但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有錢人。現在有錢人多了，再和不公平的規則結合，就更容易扭曲了。
界面新聞：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有談到這個。
聶輝華：皮凱蒂指出，資本的收益率高於勞動的收益率，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越來越沒錢，這就是收入差距變大的原因。解決方法是要徵收財產税和累進所得税。
我比較贊同他的方法。規則要公平，要促進社會流動，要給人以希望。這才是最重要的。皮凱蒂的建議包括徵收資本所得税、累進所得税。中國現在都沒有遺產税，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在日本和一個企業老總聊天，他説自己去世之後，妻子就要搬到小公寓去。這是因為日本有遺產税，繼承大房子要交很多税，交税之後，就只能住價格便宜的小房子了。所以再有錢，在日本三代之後就變成平民了。
中國已經到了要考慮縮小貧富差距的時候，否則會很麻煩。現在年輕人什麼都懂，又有吸收新信息的渠道，不是通過説教就可以説服的。所以要理解年輕人，要給他們希望。
應該抱怨規則不公平，而不是抱怨努力的人
界面新聞：所以對個人來説，你是支持奮鬥的嗎，還是説躺平也可以？
聶輝華：不要把躺平看作奮鬥的對立面。我相信絕大部分的人是願意奮鬥的，如果奮鬥能改變命運，誰不願意奮鬥？他們是奮鬥沒有希望才抱怨的。
對個人來説，我還是主張要積極有為。躺平是沒辦法改變現狀的。改變不了這個規則，但是很多人一起來呼籲也許有希望。
界面新聞：在你的新書《一切皆契約：真實世界的博弈與決策》裏，談到了工作摸魚，包括談到“棘輪效應”，説社畜不要表現得太努力，因為一開始越是用力，產出越高，那麼後面的產出的記錄壁壘就更高，也就是鞭打快牛。最近流行的詞彙中，摸魚、躺平，在老師看來是一個意思嗎？
聶輝華：摸魚是偷懶，躺平則比較絕望，我並不鼓勵偷懶，我只是説要留有餘地，這是從勞動者自身長期利益的角度來講的。如果制度或者激勵系統是有效的，那麼摸魚只能害了自己。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O. Hirschman)有一本書叫《退出、呼籲與忠誠: 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迴應》，應該先呼籲，呼籲不管用再用腳投票。如果一點兒都不表達，還偷偷摸摸地偷懶，我是不同意的。不能既做事情，又不好好做，那對不起老闆、客户，也對不起自己。
界面新聞：躺平是一種選擇，但是現在也有一種情況，就是一些選擇佛系、躺平，或者認為內卷已經太嚴重的人會去譴責一些願意奮鬥的人。會稱呼這種人為“工賊”等。老師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聶輝華：永遠都會有這種現象。古代就有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當然不是這些人促進了內卷。大家都是在規則下自己努力，應該抱怨規則不公平，而不是抱怨努力的人。房價這麼高，不應該去抱怨努力的人，而應該問誰讓房價這麼高。有些人沒有找到原因，是覺得周圍奮鬥的人直接給自己施加壓力，制定房價的有關部門則離自己太遠了，覺得抱怨了也沒有用。但是，大家一起來呼籲也是有用的。
我們研究經濟學，要從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解決問題，爭取從制度的層面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