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九靈 

來源： 吳曉波頻道

11月11日，騰訊正式宣佈升級使命願景和價值觀。

新使命願景統一表述為“用户為本，科技向善”，新價值觀則為“正直、進取、協作、創造”。

其中，關於“科技向善”的問題，吳老師於近日接受了騰訊研究院的採訪，他認為隨着社會的話語權逐漸向企業家轉移，企業提出“科技向善”正當時。

具體的訪談內容，小巴附錄在後，着急想看的，也可以直接刷到下面看吳老師的精彩觀點喲~

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説，做企業就幾件事情：生產好的產品、合法納税、善待員工、維護企業跟社區的關係，科技向善就屬於第四個維度。

——吳曉波

2019年11月11日，全民都沉浸在“雙十一”的狂歡中，阿里方面捷報頻傳。

一直以來，騰訊似乎與這份熱鬧並無直接關係。

儘管這一天是它的生日。

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阿里當年惡作劇，但追根溯源，騰訊確實是在1998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的。

狂歡，是一羣人的孤單，孤單是一個人的狂歡。吹完蠟燭後，騰訊低調公佈自己21週歲的生日願望——“用户為本，科技向善”。小巴翻譯下，大概的意思是：我想做一個好人。

這一願景並不神祕，尤其是“科技向善”一詞。

今年整一年，小巴就發現，凡小馬哥所到之處，無論是在兩會的提案上、《財經》雜誌發文、他個人的朋友圈還是各大峯會，“科技向善”已成了他的口頭禪。

但想做好人的，也不止騰訊一家。

9月10日，阿里在20週年公司大會上，宣佈迭代自己的使命願景價值觀，其中一條願景就是“活102年：我們不追求大，不追求強，我們追求成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

沒有人會拒絕一家公司，尤其是互聯網巨頭以“善良”為願景，即便這只是一個願景。

畢竟，從歷史的維度來看，科技革命的發展，惡總是要比善跑得更快一些。

01正義會遲到

互聯網圈裏有個羞於公開的説法，這個世界的第一桶金，大部分誕生於黃和賭。

1995年，當第一條信息高速公路通達美國時，人們就發現，第一批出現在“公路”上的垃圾，就是被亂扔的色情製品，那一年，美國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6%。

每一項新技術的出現，似乎都會伴隨類似的情況。

公元前15000年，拉馬格德萊尼洞穴的牆壁上出現了女性裸體躺卧的巖畫，那時候用壁畫記錄信息的日子才剛剛開始；而比特幣剛誕生不久，去中心化支付仍備受爭議時，拉斯維加斯的脱衣舞娘就把支付碼文在了身體顯眼處。

谷歌的數據則揭示，儘管問卷調查中，只有25%的男性和8%的女性承認她們會看色情影片，但關於porn（成人網站）的搜索量比天氣多得多。

吳老師在採訪中也提到：互聯網帶來了巨大的成就，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建立起規範，或者來不及建立；也沒有回饋機制，對“善”的褒揚以及對“惡”的懲戒都尚不完善。

1996年，針對色情製品在互聯網流通問題的相關法律《通信規範法案》正式出台，距離美國互聯網剛剛出現已經過去了12年。

2017年8月，在中國杭州成立了全球第一家互聯網法院，開始24小時不間斷地處理各種因互聯網而產生的糾紛，而這距離中國第一場因網絡“人肉搜索”而導致的命案，已過去了10年。

“科技向善”和“科技作惡”就像龜兔賽跑，“惡”作為兔子有天然的奔跑優勢，“龜”則因為先天的滯後性，只能默默堅持等待機會。

更何況，在利益和慾望的驅動下，惡兔子未必會像寓言裏的兔子一樣，先睡一覺。

能讓兔子睡覺、烏龜加速，幫助“善”實現彎道超車的，是那些掌握了技術權力的企業。

02企業不能缺席

1877年，不堪重負的工人們舉行了載入史冊的五一大罷工，以抵抗工業革命的一大“惡行”——超時工作。

工業革命發展，帶來了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也無限拉長了人們的工作時間。

作為代表性技術成果——機器，在當時的企業主眼中，它是不需要，甚至也是不應該休息的。作為配合，工人每天至少要勞動14-16小時，甚至長達18小時。

迫於罷工壓力，美國政府隨後很快出台了法案保障了8小時工作制度，但企業主馬上“下有對策”地出台了“計件工資”制度，將工作量與工資掛鈎，迫使工人為了維持生計加班勞動。

真正助力8小時工作制實現的，是1914年成立的福特汽車公司。

這個故事耳熟能詳：創始人福特改進了生產方式，將過去的手工作坊式製造汽車改為流水線大生產，大幅度優化了生產率。

流水線大生產帶來的最大變化在於：它要求每個工人高度集中注意力，不斷完成重複工作，因為一個環節的差錯就能導致整個產品報廢。

這一點，一個電量低於20%的工人，是無法做到的，於是，有助於工人得到充分休息的八小時工作制成為大勢所趨。

從某種意義上説，福特的這一舉措，也算是那個時代的“科技向善”。

回到當下，越來越多的互聯網企業，也意識到了“用户精力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2018年，蘋果針對“手機成癮”問題，主動上線了“屏幕使用時間”功能，並允許為特定應用設置時間限額。

小巴的安卓手機裏，還有特定時間屏幕變灰功能。

谷歌公司前設計倫理學家特里斯坦·哈里斯在實驗中發現，把手機屏幕調成灰色，就能有效降低人們使用手機的慾望。

親測有效。

類似的向善型修補動作裏，騰訊也做過不少，比如“朋友圈三天可見”。

很多人吐槽這一功能是友誼的“小翻船”，但實際上，該功能還有另一個奇效——防止被“挖墳”。

挖墳是一個網絡常用語，意指對過去黑歷史的曝光。

這可不是單純難堪這麼簡單，十幾年前，國外網民就深受其害：

一位60多歲的加拿大心理諮詢師因為40年前曾服用過致幻劑的事情在網上被公開，被美國邊境衞兵發現後，失去再次進入美國境內的機會；

一位想做教師的25歲單身母親在MySpace博客上發佈了一張自己頭戴海盜帽，舉着塑料杯喝酒的照片，校方發現後，認為她不適合當老師。

互聯網不會遺忘，海量的存儲空間保存了必需的數據，卻也剝奪了人們“改過自新”的機會。

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真可怕，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會被記錄下來。

但我允許你三天可見。

如果能夠批量刪除，會更完美。

03想善容易，向善難

當然，除了修補一些副作用問題，騰訊還有一些主動行善。

比如，通過優圖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去幫助警方尋回被拐兒童，比如，和故宮一起保存文物等等。它計劃在未來三年，完成10萬件文物的高清影像採集、精修，並與故宮共同推動數字化採集行業標準的建立。

但最難的抉擇，往往是選擇放棄。

檢驗一個人是不是好人的標準，要看他在利益面前能否不為所動，而檢驗一家企業是否真的科技向善，吳老師給的參考標準如下：

當商業利益和向善發生衝突時，企業解決問題時的思考和行動如果還能是正面的，才能被定義為“科技向善”。

這題太南了。

企業既有利用科技發揮最大商業效益的原始衝動，又往往因此而忽略了用户的體驗。

近年來反反覆覆的競爭，都讓我們感覺到，自己的時間和數據依然被各大企業無休止地爭奪着，與之相比，實現科技向善必要的利益讓步和人文關懷仍顯得有點蒼白。

騰訊研究院訪談吳老師

如果20年算一個節點的話，

互聯網帶來的成就和問題分別是什麼？

吳曉波：互聯網帶來最大的改變就是行業遷移，具體而言是信息產業的遷移。我學的是新聞，我們系（注：復旦大學新聞系）今年建系90週年，但到今天，我們當年學的所有教材都已經過時，甚至整個業態都已經發生了轉變，從新聞行業到製造業、服務業、金融業都在發生向數字世界的大規模遷移。

就像工業革命一樣，大量變化在遷移過程中發生。經歷爆發性增長之後，第一，是遊戲規則發生變化；第二，是人本身對慾望的控制已遠非原來的狀態。比如，農耕文明時期的“善”和工業革命的“善”就不太一樣。

農耕文明是熟人之善，五千裏之外做壞事沒關係，但在家鄉是要善的，因為死後還要進祠堂；工業革命時期，城市裏就不存在熟人之善了；而到了信息時代，變化速度更快，善的定義又發生很大的變化。

關鍵在於，法治和公共評判標準在這種變化中都滯後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建立起規範，或者來不及建立；也沒有回饋機制，對“善”的褒揚以及對“惡”的懲戒都尚不完善。互聯網以成績論英雄，成功本身最重要。就像美國女星伊麗莎白·泰勒講過的，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劑，這是當年好萊塢的法則，也適用於當下中國互聯網。

過去40年，中國企業家積累財富的速度是罕見的。富裕導致了兩個結果：第一，企業家影響力大增；第二，專業知識由原來的知識分子，向企業家或科學家進行了轉移。

工業革命時期，學科和生產不如今日般高度細分，知識分子還能高度理解生產方式。到了信息化時代，知識分子對生產的理解已經非常有限，他們身為反饋機制的一部分，不再能有效推動社會前進。因此，企業家變成了社會的推動力量，同時又能夠為自己代言。財富與話語權發生重疊，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

您怎麼理解科技向善？

吳曉波：我覺得現在提科技向善正當時。互聯網已經滲透到所有的領域，需要建立規範和回饋機制。告別野蠻、告別動物性、進入到“人”的階段以後，就該建立規範；規範本身又能促成回饋機制，二者是社會秩序的重構。一些人臉識別技術進課堂之所以會引起爭議，就是由於規範缺失，有些事大家不知道該不該做，做的邊界又在哪裏。

善是一種體系，是規範和反饋機制。規範建立不是很難，提出問題才能有答案。但問題是現在反饋機制不健全，自媒體時代看似傳播的門檻降低，人人都有傳播的話語權，但人為製造的反饋也可以快速覆蓋全網，而公眾缺乏反饋的機會。

當然，現在的“向善”還是利益驅動為主——企業做任何善事，最終還是出於商業利益。當商業利益和向善發生衝突時，企業解決問題時的思考和行動如果還能是正面的，才能被定義為“科技向善”。

善是公共性的，科技向善短期內可能沒有回報，也不應該先考慮回報，而要考慮公共責任。

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説，做企業就幾件事情：生產好的產品、合法納税、善待員工、維護企業跟社區的關係，科技向善就屬於第四個維度。企業應該自我約束，正如人要有教養，第一步就是剋制。

您能不能舉個例子

關於科技向善，有哪些好例子？

吳曉波：人類進步是科技推動的，科技本身有大善的一面：節約時間，提高效率，增進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從這個角度上説，所有的科技產品，本質上都是一種善。 

但利益本身帶有動物性，當善和利益產生衝突時，科技就會被利益驅動。工業革命時期，煙囱越多越好，因為可以賺錢；後來發現煙囱多了造成空氣污染，但企業還是想賺錢。最終環保之善，是通過法治和技術進步來達成的。

過去20年沒有提“科技向善”，而到現在才開始思考，客觀上是因為互聯網野蠻時代結束，企業如果還僅僅只是靠利益驅動，就不能再高速增長了。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説，人雖然自私，但最終也會貢獻於社會。比如，一個人做鞋子並不一定是想做好鞋子，而是想養活家庭；但想養活家庭，鞋子就要做得好一些，最終還是做好了鞋子。所以向善肯定是對的，是一件好事。

您認為互聯網

在當今社會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

吳曉波：今天我們的生活被深度數字化了。在這種前提下，互聯網平台間的關係就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平台間會基於各種考慮而相互封閉，這在前幾年是討論比較多的話題，但現在已經較少討論了，因為大家都已經明白：沒有絕對的“平台開放”。

過去曾有人倡導世界主義，認為國界不應該存在，現在看來已經不太可能，國家之間一定會有邊界。如今一個大公司的用户和增長完全自成體系，也需要一個邊界。平台之間的關係應該是“開放式”的，但平台間的開放需要規範，有規範才能管理。現在規範之所以沒形成，問題在於各方還沒有達成共識。

您覺得

科技向善會成為科技界的共識嗎？

吳曉波：現在很多公司都在用這個口號，沒有企業會説自己不向善。關鍵還是在於有無規範和回饋機制：到底什麼是“善”？一家企業帶頭向善，其他企業的“向善”和它一樣嗎？違反規範，要受到什麼懲罰？如果沒有建立起回饋機制，就不要空喊口號——畢竟大家都想當善人。

在治理角度上，企業內部可以考慮設立倫理委員會——提出問題、在公司裏討論、由委員會決定。再之上，互聯網行業或者整個信息行業也可以有倫理委員會，來建立秩序，形成反饋機制。向善或向惡，應有相應的鼓勵或懲罰。

您對科技領域有什麼期待？

吳曉波：科技是工具，它能不斷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人類的需求列表還很長。過去20年，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移動互聯網對人們生活改變最大，之後可能是人工智能、製造業的進化或者生物醫學來扮演這一角色。就像傳感器的發明帶來了物聯網，物聯網又帶來更多新的轉變……信息革命本身變成了新的基礎設施，它在不斷推動着技術變革。

在這種推動下，人類的需求也發生變化。生產產品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但如果需求不變，滿足需求的成本會越來越低。隨着技術發展，我甚至認為任何東西都會宂餘——物質會宂餘，精神供給會宂餘，甚至人也會成為宂餘。我們應當想辦法解決由此帶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