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温世君
來源 | 温世君
2月24日,tuzhuxi在《與“英國友人”的交流(三):關於當代中國的三個階段及中國價值》一文中指出,我們的政府以百年大計出發,結合自己的國情,經過國際經驗比較借鑑,發現了一些可能帶來長遠成功的模式:“大的方向來看,我們發現德國模式比較好,核心是篤信製造強國。”剛剛召開的“兩會”,部分驗證了作者的觀察,在中國可能面臨人口劉易斯拐點的當下,如何繼續紮根實體經濟,實現製造強國?關鍵詞可能是“新IT”(此處筆者借用一個英文上的語義“雙關”,不指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科技,而是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智能化轉型的縮寫)。
2021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吿再次圈出了很多關鍵性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對於我們這樣的製造業大國,供應鏈是命脈,2021年《政府工作報吿》指出:“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
——目前,製造業在中國GDP的比重高達40%,並且直接為1.3億人提供了工作崗位,製造立國、產業立國的模式不能動搖,但升級是關鍵。因此,2021年《政府工作報吿》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產業升級製造業升級的道路在何方,未來的國運在何方?2021年《政府工作報吿》吿訴我們,就是要“推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戰略性新興產業保持快速發展勢頭”,就是要抓住當下技術轉型的關鍵時機,用新技術推進產業的改造,就是要“新IT”賦能。
“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國語·越語下》中記載了名相范蠡對越王勾踐的諫言。當下,中國也處在GDP趕超美國的關鍵時期,全球政治、經濟局勢變局依舊不明朗。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大國,如何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保障供應鏈的安全,進而不斷強化製造業優勢,實現中國從“製造立國”到“智能製造立國”、“高端製造立國”,關鍵就在於能否用“新IT”(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智能化轉型)賦能製造業。這是當下的中國的“得時無怠,時不再來”的歷史機遇。
1、時局:中國GDP或在2028年超越美國
總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報吿中説:經過艱苦努力,我們率先實現復工復產,經濟恢復好於預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3%,宏觀調控積累了新的經驗,以合理代價取得較大成效。兩會如期勝利召開,向國人和世界展現的是能量和信心。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正如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一貫具有的韌性:我們的抗疫工作雖然艱苦卓絕,但成效也已經初現:PMI(採購經理指數)連續第10個月位於擴張區間,可以預見在“深V”之後,今年經濟的增速必然樂觀。
拜登時代的中美關係“迴歸”是一條主線,正如王毅外長所説的“中美關係要撥亂反正,重回正軌”。
但競爭仍然是主題。2020年中國GDP已經達到百萬億,有日本研究機構預測,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有可能在2028年超越美國。一次國際格局的重大重塑就在我們眼前——東方再次領跑。
2013年,《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這位新加坡領導人認為,中國的最大優勢不在於軍事影響力,而在於經濟影響力。他也曾分析:“中國的崛起無論在西方還是亞洲都引起了許多國家的驚恐”。其實,無論他的“經濟論”判斷是出於何種立場和邏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是:任何國家的崛起都必然走過這個反超階段,也是壓力重重的關鍵階段。
我們的目標和任務也很明確:中國要在2035年前後基本實現現代化,進入世界前40位,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在2050年前後,全國平均實現現代化,國家現代化水平進入世界前20位,步入發達國家行列。
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圍追:美國意圖用供應鏈鉗制中國
中國不能寄希望於對手鬆懈。
就在“兩會”前後,多家美國媒體報道,拜登政府計劃允許一項旨在打擊“中國技術威脅”政策,授權其商務部可以禁止“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技術相關業務交易”。
與之呼應的是2月24日,拜登簽署行政命令,對半導體在內的四項關鍵產品的全球供應鏈進行審查,以擺脱對海外供應商尤其是中國供應商的依賴。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對此的報道時指出,“美國意欲建立獨立於中國大陸的高科技供應鏈”,“現在美國正試圖與其盟國進行談判,以提升獨立於中國的程度”:
“——例如,澳大利亞應在稀土金屬方面提供幫助。澳大利亞礦業公司Lynas甚至還在德克薩斯州建立加工廠。該項目得到了五角大樓的財政支持。”
“——藉助日本的松下和韓國的LG化學,美國正試圖在電動汽車電池供應方面實現與中國的脱鈎。目前中國的寧德時代(CATL)主導着全球汽車電池市場。”
當然,中國早已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節點和關鍵環節之一。
2020年9月,對外經貿大學發佈的《後疫情時代的全球供應鏈革命》報吿,援引了聯想、西門子、英特爾等企業的案例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已經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中國離不開全球供應鏈,全球供應鏈也離不開中國,也就是“發達經濟體—中國—全球”的雙循環供應鏈體系:
“——從發展歷程來看,全球供應鏈早期以歐美為製造中心,二戰後逐步發展成為以歐美德日為第一梯隊、亞洲四小龍為第二梯隊的全球供應鏈體系。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逐步形成了‘發達經濟體——中國——全球’的雙循環供應鏈體系。”
民主黨的拜登政府自然清楚,當下經濟格局中,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意義,也深知目前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中重要作用;那麼,美國如果無法脱離其中,那麼他們的策略就是孤立對手——
限制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能量。
3、核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可控
2020年21期《求是》雜誌發表了總書記重要文章《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對此問題有深刻的判斷:
“——為保障我國產業安全和國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力爭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
“——在國際經貿談判中,要推動形成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消除非經濟因素干擾的國際共識和準則,力爭通過國際合作阻止打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惡劣行為。”
實際上,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確實也存在製造業相對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下游,價值鏈的中低端,在國際分工中話語權較小,甚至在一些領域外向性特徵明顯,依賴國際市場。
總書記説,“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鬥爭,而且必須取得鬥爭勝利。”
尤其是當下,我們又要面對國際上在供應鏈方面對中國的戰略鉗制,我們要找出突圍的路徑。兩方面的思路,一退一進。
——退者,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個自主可控的“內循環”供應鏈,也就是總書記在《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中所説的“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
國家對此是清醒的,“十四五”把“科技自立自強”放到了“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這樣的地位。
——進者,就是要升級中國目前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生態站位,從製造升級到智能製造,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在供應鏈問題上,掌握話語權。
正如總書記所説,就是要“着眼於全球產業發展和變革大趨勢,瞄準世界產業發展制高點”,“抓這件事情,就抓住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
4、Made in China:製造業立國是中國的基本盤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的製造業大國,“實體經濟”、“製造業”或者“傳統產業”,是我們在全球供應鏈中話語權中的基本盤。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佈的《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形勢展望(2020)》白皮書數據顯示,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從2010年起連續保持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地位。
3月1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肖亞慶介紹,“十三五”期間,中國工業增加值由23.5萬億元增加到31.3萬億元,連續11年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
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2019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就已經達到38.6萬億人民幣,如不考慮通脹因素,是1979年的200倍。2015年,俄羅斯媒體曾經總結了一組數據:中國製造佔世界PC產量的90.6%,空調產量的80%,節能燈產量的80%,太陽能電池板產量的80%,手機產量的70.6%,中國每年產127億雙鞋,佔世界產量的63%,幾乎夠給全球每個人發兩雙。
麥肯錫公司在其發佈的《1小時讀懂中國:製造業巨無霸》中將當下中國製造業的優勢關鍵歸結於規模:
“——一旦你的規模遠遠超過競爭對手,就可以在研發、建廠、固定資產、市場推廣和其他方面比競爭對手投入更多……如今中國製造業非同尋常的巨大規模實際上使得其競爭優勢越來越強。”
規模的確是中國國際競爭力,尤其是製造業的重要優勢,但這樣的分析似乎有些倒因為果。事實上,從改革開放至今的四十多年,中國基本上探索、確立了一條製造業立國的道路:將中國的人口、市場、資源、教育方面的綜合優勢,轉化為在全球市場中的優勢。
5、破局:高端製造是中國必選題
升級在供應鏈中的生態站位,關鍵在於製造業的升級,製造業的現代化。
2021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吿中,對此也非常明確:
“——堅持把發展經濟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服務業繁榮發展。”
其背後的原因也很明確,“世界工廠”也是有代價的,發展模式相對粗放,在全球產業鏈中處於相對底端,帶來的資源、環境等問題從長期來看,對國家的長期發展存在掣肘。
相對於美國模式的金融立國模式,在發展中逐步顯現出的製造業中空化以及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也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國民意根基的土壤——中國毫無疑問應該繼續堅持製造業立國,但必須跳出傳統意義上“世界工廠”發展模式。
甚至中國能否長期成為“世界工廠”,依然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受制於人。《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形勢展望(2020)》顯示,中國在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基礎技術和工業等產業對外依存度在50%以上;集成電路的進口依賴佔比為80%,大型優質鑄鍛件的進口占比為90%,高檔液壓件、密封件的進口占比接近100%。此外,產業鏈穩定風險在加大,芯片、功率元器件的國際供應仍然緊張。
另一組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64歲)佔總人口比重從2010年的最高73.27%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70.72%。從這個角度分看,“世界工廠”發展模式的問題還在於,如果我們的高端製造業不能實現對產業、就業的有效升級的替代,在中國可能面臨人口劉易斯拐點的今天,低端製造業還可能被中國之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取代。
縱觀歷史,如果只是把經濟發展寄希望於國際產業轉移,實現國家長期、跨越式發展的路徑其實走不通。有專家分析,這些經濟體往往在經歷了一時的“起飛”之後,就因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漲、資產泡沫急劇膨脹,而遭遇重大挫折。
對此,中國必須警惕,必須做好準備,必須去研究其他國家走過的路。
6、鏡鑑:“德國模式”的三大關鍵
德國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之一。1866年,德國人西門子發明了發電機;1876年,德國人奧托製造出第一台四部衝程內燃機,人類社會開始從“蒸汽”時代進入了“電氣”時代。
正是19世紀以來積累的技術和工業基礎,連續幾代培養的一大批熟練的技術工人,使得德國即便作為一戰、二戰的戰敗國(對於德國給人類帶來的戰爭災難,必須嚴厲批判),還能夠在戰後迅速掃清廢墟,重建國家;即便是付出東西德統一的巨大經濟、社會成本,依然能夠平穩過渡,經濟穩健發展。
目前,德國GDP在歐洲長期穩居第一位置,即便受疫情影響,2020年德國GDP依然有3.33萬億歐元(約25.6萬億人民幣)。
其背後,是德國製造業的核心實力,從最新的財富500強企業名單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德國企業在汽車、電氣、機械、鋼鐵、能源、化工、製藥等實體產業領域的影響力。
2020年11月17日,2020第八屆先進製造業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總工程師陳學東曾對德國製造業核心經驗,或者“德國模式”進行了一些總結。這裏摘出其中的幾個關鍵點:
(1)對本國的工業進行合理的保護。
“——德國制定嚴格的本地產品標準、法規,形成技術壁壘排斥外來競爭者,阻擋外國企業對德國工業基礎的侵蝕。”
(2)科技研發要結合國家和企業的力量。
“——德國的模式是介於前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之間,是計劃+市場運行模式,重視科技界與產業界緊密結合和行業共性技術供給。”
(3)重視生產工藝本身的創新。
“——將生產工藝創新看作工業領域的主要創新活動,在創新過程中充分運用新科技產業革命中的先進技術,與體制創新、管理創新和產品創新相互融合,提高創新系統的協同性,提升工業創新效率,推動工業經濟迅速發展。”
7、抉擇:“德國模式”還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德國模式”就因為其重實業,重技術,重中小企業,不同於英美以金融為核心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金融危機之後仍然保持了增長的態勢,而且這幾個國家當中只有一個國家是增長得好的,就是德國。
羅蘭·貝格(諮詢公司羅蘭貝格的創始人)曾撰文《德國的經濟模式是怎樣的》。他在文中認為“德國模式”的重要因素,就是經濟中製造業的高佔比:
“——德國的總體經濟當中,德國的製造業所佔的比重在發達國家幾乎是最高的,其他的國家只有中國在GDP當中製造業佔比是比較高的……有了製造業才能夠帶動創新,帶動直接的投資,並且它能夠帶來高附加值的工作、高薪的工作。”
當然,這種製造業必須是與時俱進,不斷升級的製造業。是“在創新過程中充分運用新科技產業革命中的先進技術”。對此,羅蘭·貝格提到了一個非常準確的觀點:“講到數字化時代,數字化並不等同於做互聯網,因為工業以及製造業其實可以通過數字化帶來很大的效益提升。”
2020年12月26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閉幕。閉幕會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白春禮作了題為“世界科技前沿發展態勢”的專題講座。
白春禮在講座中也提到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德國西門子安貝格電子工廠被稱為全球最接近工業4.0的工廠,生產過程實現了從產品到製造全價值鏈的數字化,一條生產線一天可進行350次切換,能生產1000多種不同的產品,且產品的合格率高達99.9989%。”
“德國模式”吿訴我們,用數字化,用最新科技賦能製造業,這就是智能製造,也是中國製造業在今天轉型的關鍵。
當然,道阻且長。
8、“新IT”:21世紀的產業革命
3月7日,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大會發言環節,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再次強調,中國仍處於全球製造業第三梯隊,實現製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
早在2015年11月8日,苗圩就提出:
“——目前全球製造業已基本形成四級梯隊發展格局:第一梯隊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第二梯隊是高端製造領域,包括歐盟、日本;第三梯隊是中低端製造領域,主要是一些新興國家;第四梯隊主要是資源輸出國,包括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非洲、拉美等國。”
從第三梯隊向第一梯隊的爬升,是中國目前必須要走的一條不二的發展道路。
關鍵就是要把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所積累的製造業優勢,利用科技賦能,升級成為智能製造的優勢;就是要把製造立國,升級成為智能製造立國,從中低端製造,轉型為高端製造,就是要將“世界工廠”逐步升級為“世界智能製造工廠”,這是當代中國的必選題。
製造業的智能化升級,或者智能製造的關鍵,就是“在創新過程中充分運用新科技產業革命中的先進技術”,就是要抓住技術變革、產業革命的關鍵。
近代以來,中國幾乎錯過了所有的產業革命,不過有幸在20世紀最後20年,抓住了信息技術(IT)革命尾巴,乘上了產業革命的東風。
站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開始的時候,從人類歷史視角來看,IT產業革命經歷了過去幾十年的0到1的突破,正在醖釀從1到100的飛躍。
IT技術和產業也在進一步變革,IT已經走出傳統的信息服務領域,而成為整個人類社會的底色。
當下產業革命,已經遠遠超出了“互聯網+”的範圍,也不僅僅是“新基建”的硬件範疇,應該要包括物聯網設備、基礎設施、智能應用在內的全套解決方案,應該要包含顧問、實施、運維在內的全方位服務。
——這就是“新IT”,不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術),而是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智能化轉型),是“端(終端)-邊(邊緣計算)-雲(雲計算)-網(網絡)-智(人工智能)”的全新技術構建,這就是21世紀的產業革命。
這是筆者在“兩會”期間看到的一段論述,來自全國人大代表楊元慶。作為聯想集團的掌門人,這可以説是一位IT人從產業端生髮的“新IT”觀察。
原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對這個場產業革命有一個類似的概括:
“——在先進製造領域,以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動化柔性化生產為特徵的智能工廠大量湧現,3D、4D打印技術快速發展,先進機器人、工業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於製造業,個性化訂製、柔性化生產、製造業服務化等,成為新趨勢。”
我們當下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是中美競爭的節點,也是產業升級的節點。中國能否抓住這次產業技術變革的關鍵節點,將“中國製造”升級為“智能製造”,進入“國際分工”的上游,在這輪智能化工業化的初期鎖定優勢,將是決定未來國運的關鍵。
9、使命:歷史不允許這代中國人點錯“科技樹”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二戰給人類帶來了災難,但軍事的對抗也事實上催化科技的狂飆。在信息技術領域,奠定今天計算機系統底層邏輯的兩位科學家——圖靈和馮諾依曼,都在二戰中的角色亦不可或缺。圖靈在二戰期間是盟軍情報機構的重要成員,協助軍方破解德軍密碼系統;馮諾依曼更是“曼哈頓計劃”中最重要的科學家之一。
二戰硝煙散去,冷戰陰雲,太空競賽、軍備競賽高壓持續,但毫無疑問美國主導了集成電路產業的高速發展——應用級芯片技術逐步成熟,又催生了個人電腦的技術革命;電腦技術和互聯網開始普及,通信技術和智慧終端的進步共同開啟了移動時代,這就是我們所剛剛經歷的歷史。
反觀蘇聯,在半導體、芯片、電子計算機方面,方向上、進度上、產業上逐步被美國拉開了距離。有人因此也戲稱蘇聯是“點錯科技樹”,但不能不承認,蘇聯在IT產業革命上落後於美國,也是其失利的原因之一。
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歷史不允許這代中國人點錯“科技樹”。中國要做的,就是抓住這輪產業革命的機遇,向全球競爭格局的尖端邁進,就是要抓住“新IT”變革,擁抱智能化轉型,就是將之前IT產業革命所積累的軟硬件技術,不斷升級製造業優勢,讓“新IT”賦能作用發揮到最大。
當然,中國的製造業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未來,媒體報道了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紡織行業的智能製造升級。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出口國和消費國,中國紡織品產量佔全球一半以上,國際市場份額超過全球三分之一。這個行業同時也帶動了一系列上下游產業和就業,是中國製造業的一個縮影。
媒體曾經報道了一個很好的案例:桐昆是全球第一大滌綸生產廠,疫情之下,所有企業的步調都被打亂,桐昆也不例外。產品價格下跌、市場需求不足、庫存積壓——但與國際競爭一樣,應對挑戰往往也是這也是一家企業戰略升級的窗口期。
桐昆找到了聯想。但他們找聯想並不是要買電腦,而是看重了聯想幫助製造業和實體經濟智能化轉型的“新IT”能力。據報道,聯想對桐昆21家分廠、車間進行智能化改造,連接了971條生產線上的26820台設備,將全量生產數據和信息系統數據進行融合。目前,他們的工業互聯網平台已經實現了全局可視,下一步,是全局可析、全局智能。
這樣的故事並不輕鬆,但確是“中國製造”未來保持全球領先競爭力的關鍵。活生生的案例向我們證明:21世紀的產業革命,就在中國面前。
我們一方面要沉心靜氣,“以‘十年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必須抓住這次“新IT”技術革命浪潮,“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突破短板,儘早、儘快、盡深地推進高端製造、智能製造,打造中國在全球競爭中核心競爭力——名相范蠡在2500年前就曾進諫越王勾踐,“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